刘志兵：弘扬英烈精神，做好红色传人（4）

（三）坚持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英雄先烈们生活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祖国不强大就会受到侵略，人民不当家作主就会受到压迫，逐渐形成了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奉献的崇高价值追求。他们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光辉代表。

1905年，正是中华民族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一名30岁的中国青年学生，为了反抗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侮辱、激励中国人团结起来反抗侵略，在日本留学时投海自尽，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敲响了国家民族意识觉醒的警钟。这个人叫陈天华。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在家乡求学时，看到中国受外国侵略，就决心为民族独立而奋斗。1903年春天，陈天华留学日本。适逢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祖国处于主权沦丧境况，陈天华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撰写《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1905年7月，在孙中山的努力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陈天华为重要发起人之一，任同盟会秘书，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政论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为了限制中国在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文部省发表了一个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控，不允许他们进行革命活动。针对这一干涉中国学生的做法，中国留日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但在进行这场斗争的具体方式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一派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融的地步。这种情况让日本人幸灾乐祸，日本报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陈天华看了这张报纸后，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为了警示激励大家团结起来，“共讲爱国”，连夜手书“绝命辞”，第二天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

陈天华以30岁的生命投海自杀，激励大家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奋斗，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当次年其灵柩运回长沙时，数万各界群众不顾官方阻挠为其送葬，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毛泽东后来在《湘江评论》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鲁迅当时正在日本学医，也受陈天华的影响，决然弃医从文，以唤起人们的国民意识。12年后（1917年），周恩来赴日留学时，写下一首诗表达对陈天华的怀念：“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中华民族亡国亡种的危险，一批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国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行动，使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无数满怀抗战热情的青年和爱国人士，从国统区、沦陷区、海外奔向延安。从西安到延安，800里黄土高坡的小路上，成群结队的抗日志士向着心中的革命圣地出发。母女、夫妇、兄弟姐妹、师生朋友相伴相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实在走不动了，他们用自编的歌曲激励自己：“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延安就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说：“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走进延安的学校。在一个城市中，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令我吃惊地作了同样请求。我看到他儿子舒适的环境，说道：‘那你儿子就必须睡在泥炕上，处置他自己的食物和洗涤他自己的衣服了。’他说：‘我知道这些，他如果再在这里逗留下去，他尽早不得不替日本人去洗涤了！’”

“如果再在这里逗留下去，他尽早不得不替日本人去洗涤了。”一句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一个最大的道理，国破了，家也就没有了；中国人都投降了，就只能做侵略者的奴隶。这是全中国人民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大德的张扬，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最根本的因素。

在中国民主革命以来我国2000万名英烈中，经评定确认的只有196万。由于战争、历史条件等原因，大多数英烈都未能留下姓名，现在也无从考证。为了祖国和人民利益，众多英雄先烈默默地牺牲奉献，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牺牲了4万多名同志，但真正留下名字的只有15722名。肖克上将在回忆长征时说，当时的红军战士在打仗前就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如果牺牲了请组织上把他牺牲的时间地点告诉家人，让父母知道自己牺牲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当革命胜利的时候后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实际上，很多的红军战士连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

正是英雄先烈这种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精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努力奋斗。

（四）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贯穿和体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过程中，诠释着党兴旺发达的真谛。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发现：“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周恩来的住所“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从这些细小的事情上，斯诺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叫做“东方魔力”，并且断言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斯诺讲的这种“东方魔力”就是我党我军长期培育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

我们党领导人民白手起家闹革命，一直处在剥削阶级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下，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打破敌人对我进行封锁扼杀的企图，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取得了巨大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在重庆，蒋介石花了800大洋摆了一桌山珍海味招待他。面对丰盛的宴席，陈嘉庚忧心忡忡：国难当头竟如此奢华！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毛主席的招待委实寒酸：一张坑坑洼洼的圆桌上，放着几个当地的粗瓷碗，最好的一个菜是清炖鸡，还是房东老太太听说毛主席有贵客来，特意杀了送过来的。两顿饭的巨大反差，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南洋后对人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在江西先后领导人民建立了信江八县苏维埃、赣东北省苏维埃、闽浙赣省苏维埃，群众生活随之提高。但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他，生活还是和大家一样。因为方志敏兄弟俩参加革命，家里被白军烧杀洗劫了十几次，他的母亲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来找儿子，希望能给点钱照顾一下家里。方志敏动情地说：“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将来会发，现在没得发。”从那以后，方母再没有找过方志敏。直到革命解放，她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为革命牺牲。

方志敏被捕时，敌人觉得他是共产党的大官，应该很有钱，可是除了一只手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在狱中，方志敏写了《清贫》一文：“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正是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党获得了战胜国内外一切强敌和克服艰难险阻的巨大力量。

毛主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靠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来防止我党在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专门讲军队要艰苦奋斗。他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的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无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生活条件不断变好的现在，艰苦奋斗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艰苦奋斗不是一个小节问题，而是政治本色、品德修养、党性原则。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我们必须把艰苦奋斗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坚持从我做起，按照节约每一个铜板的精神搞建设，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