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健:听资深外交官解说联合国的作用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3)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和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老百姓都开始关注外交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内政一样都是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的,因此需要国家内部人民的支持作为后盾。本期报告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名誉会长、资深外交官金永健将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并详细解说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一下中国与联合国。

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前,中国跟联合国基本上是对立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了朝鲜战争,而中国派出了人民志愿军援助了朝鲜人民军。最终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时候,美国也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签的,所以当时的中国跟联合国实际上属于对立阵营。

恢复合法席位以后,中国跟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联合国的51个创始国之一,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开始参与到联合国的事务中。刚刚恢复席位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参与得并不积极,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联合国大会也好,安理会也好,表决的时候只要不直接与我们有关的,我们基本上就不参加投票。这跟弃权票还有点微妙的区别,弃权是参与了这个事但不表态,既不支持你也不支持他;而不参加是我压根就不掺和这件事。1977年,我刚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正赶上这样一种情况。那时候的主要任务是“反两霸”,发言的时候说的都是一个超级大国怎样怎样,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如何,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互相答辩一通,对实质性的东西参与的不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逐步开始增加参与。比如在维和问题上,我们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什么叫个案处理呢?英文是case by case,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处理,认真看待每一个问题,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是否参加投票及如何投票。我们会权衡有关国家、地区的态度,有所选择地进行判断,而不再是全不参与。另外,前面我们说到过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由于贫困接受过联合国的多边援助,1979年以后,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降低了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比重。由于历史上国民党政府传下来的传统,我们的会费交得非常高,后来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办法,按GDP、人均收入等数据来算,就由原先的4%降到了不到1%。

下一个阶段是九十年代,我们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更加积极了。1989年,我们开始派军事观察员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的事务,过去我们比较被动,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则能主动与各方进行磋商了。另外,过去我们从不提公众文件或决议草案,1990年以后,我们开始逐渐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在联合国中参与的事项范围也扩大到和平与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人权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和地位在不断提高。

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大家虽然因为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不得不重视我们,但事实上并不打从心眼里尊重我们。比如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只要他们自己商量定了,中国就会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所以不需要事先与中国磋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积极参与了许多决议草案的磋商,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来找我们商量,包括发达国家也都感觉到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会来找我们商量。

责任编辑:杨雪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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