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1996年，虽然我们支持加利继续出任秘书长，但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非洲国家就纷纷提出了新的候选人。当时的安南是副秘书长，他也准备竞选秘书长，但是还没有公开，因为这样做的话相当于跟自己的上司加利竞争，在情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他不好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得太过明显。美国的态度已经比较鲜明了，在一次小型招待会上，牵线人把我和安南请到了一起。安南就借着这个机会试探我说：“现在秘书长选举僵在那里，你怎么看？”我说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接着安南跟我说，如果加利继续被美国否决不能连任的话，他想出来竞选。我就问安南贵国政府是否支持？因为竞选必须得有政府提名支持才行。安南说：“加纳政府是表示支持的，就是不知道其他友好国家了，中国是个怎么样的态度？”我很明确的说：“我现在在秘书处，并不能代表中国说话，我不知道中国的立场是怎么样的，只能说我认为对非洲的友好国家，中国一般是会支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想你也知道，中国在联合国最关心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因为牵涉到了中国的主权和基本利益。据我所知，历任秘书长在这些问题上处理得都比较好。”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都要注意自己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传达了一个信息，像台湾等问题属于中国的底线，历任秘书长都是知道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经历。
再说一些文化适应上的问题。联合国的国际公务员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家的都有，每个人的层次和水平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外交部的成员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不是很大，我觉得这是平时严格训练的功劳。
前面我们提到过刚去联合国的时候，我管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援助。当时下面有两位司长，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法国人。其中意大利人是联合国的老员工，非常圆滑，对人的态度都很不错；法国人是一位女士，非常高傲。后来我调到联合国大会时，几位司长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阿根廷的，还有一个法国的，作风都不一样。
我的连续两任办公室主任都是美国老太太，包括我的前任的办公室主任也是美国的，这里要特别解释下为什么要请美国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英文基础都不是很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的是英文，当然那时候这个学校还不叫这个名字，我就读的是它的前身的前身。尽管如此，我能听懂和能用来交流的英文总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外交部派了一位高级翻译过来作为特别助理，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英文水平也不如人家美国人。联合国内的文件涉及不到什么机密，但文字内容又需要严格把关，所以我们干脆就请了美国老太太。这两位美国老太太人都很好，我也到她们家里作过客，我很尊重她们，她们也很尊重我。所有的文件都要经过她那里，请她帮忙修饰，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处理得比较好。另外我有好几位秘书，都是办公室下属的，分别来自智利、印度、斯里兰卡，只有特别助理跟我一样是中国人，所以需要适应和磨合的地方真的很多。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遭遇了多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我做到了尊重每一个人，不管是秘书、小秘书还是司长，相对的大家对我也比较尊重。总体来说，在那几年里，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大概要讲的就是这些，如果有不妥或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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