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辉：“一带一路”的理论与现实问题（2）

（二）现实版全球化存在理论悖论

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因为现实版的全球化存在着理论悖论。

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从工业化之前一直在发生着战争。他们为了领土，为了资源，不断互相厮杀，有的国家、有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这种局面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直到十七世纪，也就是1648年，他们提出不要再战争了，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既有的领土和利益，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是利益分置的单元。因为欧洲是陆地国家，他们奉行的是陆权论。后来，英国的地理学家麦金德把陆权论完善起来。他认为，以民族国家作为利益分置单元，才让这个世界开始和平起来。但是，这个和平也是有限度的，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1939年又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民族国家利益分置是有前提的，它冻结了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利益分割状态是一个长久的状态。大家知道，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实力上升了，就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比如说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的迅速崛起要求重新分割势力范围导致的。所以，陆权论的和平是不稳妥的，并不切实可行。欧陆国家奉行的是陆权论，而美国和英国等海洋国家奉行的是海权论。他们援引荷兰学者格劳秀斯的观点，认为海洋是连续地天然地排斥各种所有权。

一边是基于陆权理论的陆权国家希望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从事经济活动，另一边是海权国家基于海权理论试图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海权论与陆权论是对立的，于是两类国家间经常爆发冲突。为了缓解矛盾，经过多年博弈，产生了现实版的全球化样板，即：利益单元仍然是主权国家，但生产要素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就是西方全球化存在的理论悖论。

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可以这么理解，要素流动与国家利益分置是一对矛盾。市场经济要求的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动，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资本特别是劳动力（自然人）可以全球自由流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特别是自然人的全球流动更是阻碍重重。所以，源于格劳秀斯理论、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全球化，现在正在接近它们的制度极限，制度的合法性正在丧失。作为全球的一个后发大国，现在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第二位置的中国，理应对全球治理提出自己的见解，阐释自己的理论。

海陆权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主权利益而排斥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具体体现在五种障碍。第一种是主权国家的政治障碍。主权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门槛，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第二种是基础设施障碍。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必要基础，但它并不通行市场法则。因为它投入很大，使用者没法为之付费，只能由超越市场主体的一些组织来提供。目前的市场经济状态是没有办法很好实现生产基础设施优化的。比如，铁路、通讯、民航、管道等在跨国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第三种是贸易保护障碍。每个国家都有贸易保护，WTO的规则也允许一定的贸易保护。第四种是投资障碍。投资障碍是很大的，比方说各国对投资有法律，有规则，有约定俗成的一些条款，都是不好突破的。第五种是文化障碍。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这个状态的一种改进。“一带一路”源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文明讲究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他们是这样说的：西方的今天就是非西方的明天。这意味着西方是起源，非西方是非起源。沿着这种逻辑，他们提出了边缘理论、梯度理论等。西方的这些理论是诱致战争的理论，因为它始终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全球观源于太极八卦。太极是一个椭圆形，里边有两个小蝌蚪状的东西，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没有上下之分，没有左右之分，所以中国奉行的是起源—非起源、核心—非核心、边缘—非边缘，互为核心、互为起源、互为边缘。西方全球观是强权的，有核心，有边缘；中国的是互为核心、互为边缘。依照这样的全球观，中国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是比西方的更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我们从五大障碍进行突破，提出了“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国不但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也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我们用什么来指导“一带一路”建设呢？有三个指导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民族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动力，国际经济学是依据，民族经济学是突破。

我们用分工理论来解释“一带一路”。因为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理论都假设生产要素是完全自由流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是受到障碍的。受到障碍有多种多样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文化和制度的障碍。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障碍？就是因为民族之间是有差异的，每一个民族对全球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美国倡导的全球化，目标是实现经济自主、经济自由，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夹带了自己的“私货”，他推出了一个准则：民主、自由、人权。然而，民主、自由、人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每一个民族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就写过一本书叫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类最后的终结。直到这两年，欧洲难民问题涌现，让福山收回了自己的话。他承认，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解释欧洲难民问题。所以，夹带着“私货”的全球化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既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让大家都来遵守，一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就加剧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成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也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学者们提出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框架。那么，这种框架从国内角度如何分析？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了高质量增长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一个节点，不能够按照过去的模式来发展和运行了。经过了70年的经济建设，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了全球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第二位，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足，大家也很清楚，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过去的发展模式不能够指导未来的发展。这是“一带一路”提出的一个国内动因。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观察全球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学观察有不同的维度，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用阶级的维度来观察，宏观经济学是用国家的维度来观察，微观经济学是用企业的维度来观察。那么，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维度——用民族的维度来观察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不提民族维度，但是它始终关注这个维度。他自己发展，不让别的民族国家发展；他要掌控世界，不让别人来掌控世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我要发展，也允许别人发展。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让全世界和中国一同发展。这就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视角。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有什么积极意义？外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文化与文明差异时要么征服、要么同化的既有路径。这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目标有什么积极作用呢？“一带一路”倡议核心问题就是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而非一个个孤立的分散的市场加以对待。在市场经济中非常讲求规模与范围效应。美国的模式不能够产生最大的范围效应，只能有一定的范围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产生最大的范围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尽量打造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平台，超越现在西方要么征服要么同化的地缘政治想象，构建全球性整体市场。今天，中国已经重新振奋起来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重新唤起中国的传统智慧，用传统智慧加上现代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