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徙木立信

商鞅与徙木立信

诚信,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商鞅作为法家之巨子,为了让百姓知法、信法、守法,用赏金移木的方式树立法律权威,推动了秦立法改革的开展。从此,秦国国力显著增强,位列六国之首,最终实现“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 本文简单介绍商鞅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徙木立信的过程,以期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有所助益。

商鞅答秦孝公问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是战国时期卫国公子的儿子,姓公孙,人们称他公孙鞅或卫鞅,后来因为他率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把商(今陕西商州)这个地方赐给他, 封为“商君”,后人便习惯于叫他“商鞅”。 

商鞅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少好刑名之学”,形成了以法治国的理念,希望今后用法家的学问来治理国家。但当时卫国只是一个小国,商鞅便前往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很快,魏国国相公孙痤发现了商鞅的才干,打算将其推荐给魏惠王。但魏惠王却因商鞅名不见经传,并没有打算重用他。

与此同时,七雄当中的秦国,因为祖先是养马出身,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不起。历代秦国的国君都想改变这一现状。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到,秦孝公即位后,下定决心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因此颁布了一条招揽人才的告示,史称《求贤令》。他说:“不论是秦国人,还是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我就封他做官。”当听到秦孝公这个告令后,商鞅觉得这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便向西投奔了秦国。

三十四岁的商鞅到了秦国。他首先找到了秦孝公身边一位姓景的太监,希望通过景太监得以拜见秦孝公。很快,商鞅得到了这个机会。秦孝公问他:“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你有什么看法呢?”商鞅回答说:“五帝时期,人人和睦,天下太平,百姓安康,我认为治理国家可以采用五帝时的办法。”秦孝公对此不置可否,但事后批评景太监说:“你推荐的人大言不惭,我怎么能任用他呢?”景太监把孝公的话转告给了商鞅。商鞅不因此沮丧,反而请求再次面见孝公。

第二次,秦孝公问了同一个问题,商鞅回答说:“三代时期,禹、汤、文、武治理国家的方法能够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延享国祚,我认为可以采用他们的方法治理国家。”秦孝公还是不满意,不耐烦地说:“你说的这些方法,需要耗费的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那么久,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所以,怎么能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第三次,秦孝公再问,这次商鞅回答道:“春秋时期,有五霸之说,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能够快速地使国家获得强盛,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方法。”这一次,秦孝公很高兴,跟他聊得非常投机,以至于数日不厌。经过这一次的深入交谈,商鞅确信,在秦国,有秦孝公的支持,一定可以实现他的抱负。同时,秦孝公也确信,按照商鞅提供的治国方法一定能够给秦国带来强盛的希望。但秦孝公此时初登大宝,骤然变法怕引起一些贵族和大臣的激烈反对,于是便暂且搁置这一想法,等待时机重用商鞅。

廷上辩论

两年后,秦孝公在秦国的地位渐渐得到稳固。他觉得是时候听取商鞅的意见进行改革了。但同时,秦孝公又有些犹豫,担心因此会使国家动荡,产生不良后果。于是,秦孝公召集商鞅和世家大族的代表甘龙、杜挚等人,希望听听他们的看法。商鞅知道,他实现以法治国理想的机会来了。

商鞅开门见山地说:“我听说:‘行动迟疑不定就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批评您。何况做出比他人高明的行为的人,一向会被世俗所非议;有独特见解的人,也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俗语说:‘愚蠢的人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聪明的人却能预见到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迹象。’……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秦孝公很赞赏,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然而,其他大臣持反对意见。右庶长(王族大臣领政)甘龙说:“不是这样的。我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按照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驾轻就熟,百姓也安适。”

商鞅立刻反驳道:“甘龙所说的,正是世俗的言论。平庸的人固守旧的习俗,死读书的人局限于他们听过的道理。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遵守成法,却不能同他们讨论变革旧有法度的事情。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称霸诸侯。所以,聪明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甘龙一时无言以对。

眼见甘龙无法反驳商鞅的说法,旁边的左司空(掌囚徒罪犯)杜挚紧接着争辩道:“你说的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轻易改变成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治理国家,仿效成法就能保证没有过失,遵循旧礼就不会出现偏差。”

商鞅依旧坚持他的观点,并进一步说明:“从历史上看,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能制定出有利于国家的法度,就不必仿效旧有的法度。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的;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要予以谴责,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

“讲得好!”秦孝公再次为商鞅的这番话喝彩,认定商鞅是能帮自己实现国家富强的人才。于是,他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非王族大臣领政),坚定地说:“公孙鞅,从今天起,国家的变法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的改革制度请你来拿主意。”这是商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徙木立信始末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商鞅成功制定了新的法令。新法令既包括户籍制度,也包括生产、军功等制度。但同时,如何有效地向百姓推广,并使百姓都遵守新的法令,是商鞅实行变法的关键一步。思来想去,商鞅认为首先要让百姓相信自己一系列新法的有效性。因此,他决定做一件事,以此让百姓相信他说的话。商鞅命人砍伐了一棵大树,抬到秦国都城的南门。随后,商鞅令人在南门处贴上一则告示:谁要是能把放在南门的这根大木头扛到北门去,谁就能得到十金的赏赐。

告示发出不久,南门处便围上来一大堆人。大家看到这个告示后,疑惑不已,议论纷纷。有的人提出疑问:“这根大木头谁都能扛起来,哪里用得着十金的赏赐呢?”有的人说:“这不会是我们的左庶长闲着无聊,拿我们大伙开玩笑吧?”有的人一副看热闹的样子:“看看谁会这么蠢,真的去扛这根大木头,惹大家笑话。”就这样,大家站在南门处,你瞧我,我瞧你,七嘴八舌地,就是没有一个人真的上去扛这根大木头。

商鞅看到这个情景,知道百姓还没有相信他下的这个命令。于是,又让人发出了第二条命令:谁能把放在南门的这根大木头扛到北门去,谁就能得到五十金的赏赐。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总有受不住诱惑的人会把大木头扛到北门去。

没想到,大家看到第二条赏赐五十金的告示后,觉得不符合情理,就更加疑惑了,议论纷纷,不肯轻易上前。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按照告示上的话去做。有的人说:“大概没人相信左庶长的话是真的吧。”有的人开玩笑地说:“要是真的有人去扛了,这个人就真的傻了,这样不合常理的话也能信?”

时间慢慢过去,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说道:“我信,我来扛!”于是,扛起大木头,往北门走去。到了北门,把大木头放下后,有一个士兵突然上前跟他说:“左庶长让我带你去领赏。”人群顿时一片愕然,扛木头的那个人真的领到了五十金。这件事立刻传开了。秦国上下一片轰动。有的人懊恼不已:“我怎么就没有上前把大木头扛来北门呢!”有的人恍然大悟,说:“原来左庶长说的是真的!”更有的人直接说:“左庶长的命令真的是说到做到啊!”

商鞅看到百姓的反应后,知道他南门立木的目的达到了。后世将商鞅的这次南门立木称之为“徙木立信”。

随后,商鞅趁着已在百姓中树立了威信,接连颁布了他所制定的新法令,后世者辑为《商君书》。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因为百姓都知道他们的左庶长商鞅真的说到做到,于是新法推行得很顺利,遵守商鞅法令的人越来越多,改革成效日渐显现。 

“一言为重百金轻”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过程中,为取信于民而采取的“徙木立信”策略,拉开了秦国变法图强的大幕,也开启了商鞅变法的时代。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军事力量逐渐增强,到战国后期已成为实力雄厚的强国,具备了一统天下的能力。

如果要问商鞅变法为什么会成功,那便应该是商鞅“徙木立信”的施政智慧为变法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人无信不立。古人将“信”摆在一个极高的位置。商鞅徙木立信昭示了为政者树立公信力的问题。正如王安石在《商鞅》诗中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为政者取信于民,百姓才会信任和遵从为政者颁布的政令,社会的良好秩序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作者:任利伟,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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