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补短板
近年来,积极引导规范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展,促进民间投资稳步扩大规模,加大创新研发、基础设施、脱贫攻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使农田、水利、生态环保、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短板得到明显加强。
2016年以来,我们各类棚户区改造年均超过600万套,新增高速公路里程年均在5000公里以上,新增高铁运营里程年均在3000公里以上,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提前建成运营,开始建设八纵八横。城市轨道交通和地下管道建设明显提速。地下管道建设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建设地下轨道交通,如果把地下管道和地下综合枢纽建设配套起来,将是建设地下综合枢纽非常难得的机会,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地下经济”是非常发达的。除了大型商业综合体,美国的地下九层,可以建停车场、商业、综合交通运输体、地下隧道、地下图书馆、地下会议室等,成本都是非常低的。在城市大规模的地铁建设过程中,我们要配合地下综合管道建设,将地下交通枢纽和“地下商业”结合起来,把我们的“地下经济”带动起来。
2019年1-6月,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179万套,累计各种重大水利工程开工137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方案、实施到建成,非常顺利且迅速,充分体现了我国制度上的优越性。同时,金沙江拉哇水电站等各类重大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与以前的传统投入相比,我们现在的补短板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其一,更多聚焦城乡之间投资领域的主要短板,如小区改造、停车场、冷链物流的问题。蔬菜、水果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链物流没有做到配套。假如我们通过冷链物流和冷库把蔬菜、水果的储存期延长了,价格波动问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其二,推进信息网络建设,如5G建设;其三,投资的增速。在交通运输、生态环保、科学研究、水利等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增长率非常快,特别是生态环保方面是最快的。
近年来,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包括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的成效非常明显,老百姓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对于人民群众在环保、安全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措施,推动配套体系的建设、行业标准的提高。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而且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效。
(二)从产业结构看,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特征明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亮点就是,在破除低端无效产能的过程中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一方面把传统的低效的产能淘汰掉,一方面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来支撑、提升经济发展。
其一,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新业态发展模式潜力巨大。2018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2.2%,超过了工业1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也符合工业化发展规律,即: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占GDP比重的峰值超过40%,同时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逐步提升。
其二,我国种植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超过40%。我们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包括目标价格、临时收储、市场化收购和补贴新机制等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2020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面积达到1200万亩。
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为整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模式。通过把农业和科技结合,让我们的农业成为高效率、高利润、高科技含量的,包括现代化大棚、自动滴灌、“水肥一体”、机械除草、遥控插秧、电气化收割分装等的现代化农业,这也是我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
(三)从增长动力看,经济增长模式正发生显著变化
我们要使经济增长格局逐步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即:从依靠传统的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创新。2018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已经是比较高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
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76.2%。经济增长方式逐步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效益提升转变,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破旧立新,更是逐步优化结构、优化动能的过程。我们提出扩大消费支撑,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从而筑牢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国内消费体系。我们特别要培育广大的中产群体,这可以稳定消费市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波动不太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消费。因为只要收入有保障,消费就有支撑,经济增长就会比较稳定。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将其充分挖掘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传统的支柱产能正在逐步减退,如纺织、化工、汽车、房地产等。比如汽车行业,我国从2009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连续十年稳居全球产销第一。2018年以来,由于增长基数高、市场饱和的原因,这种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逐步结束。2018年全年,中国新车产销累计分别完成2780.92万辆和2808.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16%和2.76%。2019年上半年总体上涨,这有个切换的过程。长远来看,整个汽车行业依靠传统卖汽车的模式会逐步消退,而其他模式会有新的增长,比如说汽车服务、车联网等。
虽然有新动能和科技的配套,传统行业在未来仍会不断下降,需要我们培育新的增长点,比如新一代人工智能、5G、生物科技、生命健康、文创等领域。就是在各种要素驱动下,通过5G、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连接形成新的增长动能。这些新的增长点不但会产生新的支柱产业,同时还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汽车服务、汽车租赁、智能家居、机器人等。
(四)从体制机制看,有效制度供给不断提速
2018年,我国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首破90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6.6%;2018年的绝对值比2017年增加人民币7.3万亿,这个规模折合成美元相当于当年墨西哥的GDP总量。墨西哥当时全球排名第十五位。我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13年的11.4%提高到现在的近16%,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同时,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体制机制的优化,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以来,政府一方面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更加注重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全面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等制度改革,企业开办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以上、推行“互联网+”政府服务,实施“一站式服务”、“最多跑一次”等各种举措,加强政务、商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诚信联合惩罚力度,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主要经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年多来,我们能够取得上述这些显著成绩,可以总结出五条主要经验:
(一)以供需有机衔接为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供给和需求这一经济学基本矛盾,不一定是供给就好,需求就不好,关键是要在不同时期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萨依定律(Say's Law)认为:只要生产就行了,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规模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在工业化产品极大丰富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需求管理,也就是通过宏观调控的有效需求进行调节,提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种需求管理模式;但需求管理模式也有弊端,凯恩斯主义者在实践过程中导致了通货膨胀,于是所谓的“供给学派”出现了,开始从供给的角度来找。我国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一开始的重点是抓需求。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供给侧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因此开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只要紧紧抓住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更好更快地推动改革进程。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需求水平明显提升,但供给体系显然不适应这种需求体系的变化,一方面是低端的无效供给较多,另一方面是中高端的需求满足不了,需求升级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破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在更高层次上的动态平衡。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供需有机衔接为基础,不是不要需求,而是有机衔接。我们把要素供给、产品供给和制度供给分层化,使整个供给体系升级,以对应消费需求结构的提升。由于我们抓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成效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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