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冬权：学好党史国史 牢记初心使命（3）

（六）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页，是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党诞生15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被刊载在《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篇回忆比上面介绍的几件档案更加具体，提供了更多、更新关于“一大”的细节。

文章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开会。”“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陈潭秋这篇回忆的史料价值在于：第一，提到了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并且提到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第二，进一步确定了参加“一大”13个人的具体姓名；第三，“一大”之前各地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曾经在中共党史界使用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党史著作才开始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取代之；第四，提到了大会“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中所说的“主席张同志”恰好可以互相印证；第五，新提到了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会议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中央临时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等具体情况；第六，提到了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恰好可以从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句话“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相互印证。

以上这几件原来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有关中共一大的档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时间鲜为人知。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推测，曾经在苏联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只有瞿秋白曾经看到过其中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期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宣讲中共党史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当中，曾经引用过党的第一个决议和第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果不是见过这两个文件，他决不会引用得那样准确。而除了瞿秋白之外，包括李立三、蔡和森、陈潭秋这些人，他们在讲党史或讲“一大”的时候都不曾说到这两个文件和它的主要内容，可见这些人都没有见过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一大”档案。

既然“一大”的档案当中曾经明确地记载着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那么我们党后来为什么把党的诞生日定为7月1日呢？原因是党的一大档案在形成之后，有的报送给共产国际，有的由我们党自己保存。报给共产国际的档案存放在莫斯科，被束之高阁，极少有人能够看到；而我们党自己保存的这部分档案又很快被遗失掉。档案的遗失，使得党的一大一度成了谜。

早在1930年前，党中央领导人就明确说“一大”档案找不到了。1930年2月1日，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他所作的《党史报告》中，曾经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报告的时间距离“一大”召开不过才八年半，而这时候在党中央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档案。

“一大”的档案党中央在1930年为何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现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间接材料能够加以解释。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当中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可见1923年前后，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遭到过一次破坏，以至于使得包括党费收支等档案在内的党中央档案全部遗失，被法国巡捕搜去了。估计上海党中央所存的党的一大档案有可能是在这次搜捕当中遗失的。“一大”档案的遗失使得“一大”逐渐成了谜。比如，“一大”是哪一天召开？哪一天闭会？哪些人参加了“一大”？谁主持的会议？会议的议程是什么？讨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形成和形成了什么样的文件？选举的结果怎么样？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38年5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纪念党建立17周年，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毛泽东、董必武等人都只是记得“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1938年5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20周年”。从此7月1日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了。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也是“一大”的参加者毛泽东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是陈潭秋，……一个是董必武，……我也是一个。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

对“一大”的情况基本说不清的这种状况到1957年出现了转变。这一年苏共中央把原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这批档案被接收回来以后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在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党的一大有关档案。这些有关“一大”的档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一部分是“一大”参加者的回忆材料。它们作为党的一大的基本材料，可以说清“一大”的主要情况，还原“一大”的主体面貌，基本澄清“一大”在过去的历史之谜。

这些档案被收入到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以及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当中，我也对它们一一作了介绍，我把它们比喻为党的“出生证”，是党的生日的证明，也是我们党历史的源头。这些档案共同澄清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大”历史之谜，共同构成了研究党的一大、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也共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和永恒的历史记忆，应该得到人们的共同珍惜和高度重视。

通过以上这几件档案，我个人有几点认识，或者说得到几点启发：

第一，实干是第一位的，干成一番事业是最重要的。现在来看，当年建党的那批人都没有把哪一天参加党代会当作什么大事，而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至于仅仅过了几年就没人能够记得开会的具体日期了。还有，党在成立的最初十几年当中压根就没搞过生日纪念之类的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整天奔忙于革命事业，直到革命干出了一番事业，在陕北取得了根据地，为了团结全党更好地干革命才开始纪念党的生日，查找党的一大的开会日期，实在找不到具体日期就定了一个象征性的日期作为纪念。这时候离党出生已经17年了。这就告诉我们，干是第一位，干成一番事业是最重要的，搞不搞生日纪念或者纪念日到底在哪一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至于具体哪一天，远没有成立这件事本身重要。

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定并且日益扩大的根据地，有了一支力量不小并且不断成长的革命队伍。不能确切地知道党的出生日并不紧要，定下一个象征性的日子照样可以纪念，照样可以通过纪念党的生日来扩大党的影响，凝聚党的力量。正是因为实干，我们党才一步步发展，不断壮大，成为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执政党，成为领导一个落后大国创造出经济发展奇迹的党。反过来我们看那些比她建立更早的党，那些在初创的时候力量比她更大、影响也比她更大的党，后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是由“主角”变成“配角”了，我想除了信仰之外，一个重要的支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内实干家多，为国为民干的实事多。

第二，看历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节，并根据主流和大节下结论，千万不能看支流、看细节，并根据支流和细节下结论。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就是主流、是大节，至于成立会是哪天开的，有哪些人参加，在什么地方开的，有什么议程，通过了什么文件，哪一天闭幕的等，那些都是支流、是细节，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人对历史细节的了解会有出入、有不一致，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这都否认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件事，影响不了这个历史的主流和大节，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今天党的生日与实际上“一大”召开的日期有所出入而否定整个党的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党的光荣历史。

第三，要不断锤炼自己的党性，永远牢记入党誓词，永远牢记党的初心、宗旨和使命，永远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出发了，上路了，不等于大功告成了。参加党的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其他代表一共13人，这13人虽然都参加了党的成立大会，有的甚至主持了党的成立大会，或者为大会的召开作出了贡献，但是后来却慢慢地出现了分化，有的因为各种原因而主动退党，或者说中途退党，有的受到了党内处分，有的甚至背叛党投向敌人的阵营，真正和党同心为党牺牲，坚持跟着党一起走，坚持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这就告诉我们，入党容易，但是跟党始终同心同德，不管什么条件都一直跟党走，那才是不容易的，才是真正可贵的。

第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有档案意识，有什么事记一笔，留下档案也留下痕迹。参加“一大”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记忆力与智力都不会差，但是“一大”开会的日子仅仅过去几年、十几年就没有人记得准。“一大”的开幕日期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一件档案，因为它明确地讲到了7月23日。后来一些学者又作了另外一系列的考证，都和这个日期相符。所以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希望大家以后笔头要勤快一些，有什么事记上一笔，留下档案也留下痕迹，这样回忆起来会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