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四史”：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与中共建党

马克思主义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事革命事业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重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交流与学习，无论是自主阅读还是党内组织化引导，都对党员的信仰塑造与行为规范起到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在一些转译自日本或英法等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与著作中阅读到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马克思主义文本形式主要以句子、段落为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内所能学习与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相对散碎化。20世纪20年代，除了《共产党宣言》外，可读的相关文本主要是一些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如《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主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与学习，并不是单纯地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是从中寻求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解决之道。周恩来曾指出，“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当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主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曾言：“有三本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建党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体性的讨论交流中凝练共识，确立建党的理念与决心。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仍比较有限，研究会、读书会等主要是从《新青年》等杂志上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进行学习与交流，结合社会问题分组讨论，并借助一些纪念日、节日作一些指导性的报告或演讲等。这些以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为阅读对象的读书会、研究会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了物理公共空间，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为革命走向的人际脉络聚合。同时，它们让以往的私人阅读转变为了一种公开化的集体行为，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

研究会、读书会等在研讨与互动交流中传播了唯物史观，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促进“建党”思想的形成。1920年初，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通过阅读并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提出“明目张胆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明确回复蔡和森“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等。此外，这些读书会、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日后大部分成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为中共的成立奠定组织基础，如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共产主义性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提上日程，中共中央专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最终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大大丰富了可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同时，从《共产党宣言》版本信息看，1927年以前，在上海、广州、武汉均有出版，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范围日渐扩展。然而，如何在党内系统化地开展理论宣传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问题。之后，中共中央出台相关文件，对各地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有程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引导与规范。1923年冬，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不仅设置函授部规定其所讲的课程讲义，而且设置图书馆供给研究主义的书籍。此外，“各地方至少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同时可以吸收非同志。”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从党内向党外有组织地进行延伸，“读书会”成为吸引非同志的重要桥梁。此后，革命运动的中心上海和广州，分别建立了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方式的梳理可知，从十月革命到大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从个体自觉逐渐成为组织行为，研究会、读书会也从以往松散的社团行为向规范化的组织活动演变。阅读中所形成的知识文化生产深刻影响社会政治变革。以读书会、研究会等方式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是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吸收新鲜血液，扩大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方式。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