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五年规划相比,“十四五”规划有何不同?

与其他五年规划相比,“十四五”规划有何不同?

➤时代背景不同、挑战机遇不同、目标任务不同、路径手段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让“十四五”规划之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特殊意义更为凸显

➤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块短板被补上,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也预示着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坐标当中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为未来五年和十五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

通过制定五年规划(计划),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立目标与方向,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一份中国五年发展的路线图,既体现了中国的决策者对世情、国情的把握与理解,也勾勒出中国发展的清晰轮廓和未来走势。

“十四五”时期,恰逢“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化。

时代背景不同、挑战机遇不同、目标任务不同、路径手段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让“十四五”规划之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特殊意义更为凸显。

“十四五”规划,不仅仅是在“十三五”基础上的延续与提升,也不仅仅是一份未来五年的中国发展施工图。“十四五”规划,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指导中国在变局中开新局,妥善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抓住机遇真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引领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真正强起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十四五”规划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五年规划,其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作出的一系列部署,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升级,不仅决定着未来五年的中国发展路径,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向前推进坚实的一步。

民族复兴迈入新的历史坐标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即将过去的“十三五”,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五年。

经济总量将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一连串富有张力的数据,绘就出一张张亮丽的成绩单。

其中最值得书写的,是伴随着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在此期间实现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块短板被补上,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也预示着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坐标当中。

横向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四五”正是这一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承担着“开好局、起好步”的重任。这决定了“十四五”规划将突出远景目标与当期发展相结合,既关注未来五年,又要着眼于未来十五年、三十年的发展。

纵向看,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个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国家,才有资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很高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让我们更有资格、更有底气。

另一方面,相较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解决“富起来”的问题,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发展的目标直指“强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多个方面开始进入鲜有模仿对象的“无人区”。

“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仅是量的延续,更是质的跃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谈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三位一体目标的叠加,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新型现代化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回望“十三五”,在外部风险与挑战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依旧稳健前行。从2016年到2019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7%,高于世界经济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特别是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在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强弱项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扩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所谓高质量发展,实质就是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增速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有多少’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这一变化,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建议》同时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这说明推动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辛鸣表示,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质量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赖高质量发展,应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也有赖高质量发展。因此,“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都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这些质量和效益也不再是单一的物质需要,还有更高的精神需要。”辛鸣谈到,十九大报告说了六个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内容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以上的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所以“十四五”发展乃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都要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的新要求,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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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

120小时,一座“人口比纽约还多的城市”就完成了全员核酸检测,令不少外媒直呼“不可思议”。

10月11日,山东青岛突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随后青岛市迅速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明确5天内完成。截至10月16日18时,青岛全部完成1000多万份核酸检测,结果全为阴性。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否组织八方有效应对。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住压力测试,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加明显的制度优势、更加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建议》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国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鄢一龙谈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为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根本所在,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目标能够实现的根本保证。

疫情加速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11月4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展会之一,进博会也是一扇观察全球科技和产业变革的窗口。

从首届进博会上“会飞的汽车”、精度4微米的巨型机床到第二届进博会上世界最细最短的胰岛素注射针头、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粉碎机,再到本届进博会上的3D打印轮胎、自动驾驶智能车顶等,透过进博会上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人们触摸到全球科技与产业最前沿的脉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的深度发展及其与生物、材料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群体突破,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批颠覆性技术将引领和带动新科技产业革命逐渐走向高潮。

“科技与产业进步是社会形态变革的最强动力。”在辛鸣看来,谁引领主导了科技与产业发展进步,谁就能引领社会形态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纷纷重视科学与产业的突破。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奋进,政府高度重视和明确战略性产业支持政策是中国抢抓机遇的优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佟家栋说,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充分利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数字经济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增强产业链自主权。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进入秋冬季节,全球疫情出现了第2波高峰。不独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备受煎熬,早先“疫情平稳”的欧洲也再次出现反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自1月份暴发以来,中国只用3个月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

“疫情给百年变局增添了新变数,令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加剧国际秩序深刻变革,推进后冷战时代全球秩序重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分析谈到,面对这次疫情,一向自诩生物医学研究和医药水准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自身应对失当,还频频对外甩锅,进一步暴露出制度、文化和理念上的弊端,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更加难以自圆其说。同时,发达国家财政普遍面临危机,疫情令经济进一步受创,金融放水本币大幅贬值,国家综合实力受到削弱。全球力量重新分布,政治、经济、经贸和金融格局深刻调整。

“冷战结束以后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正在加速演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东西力量对比变化加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鄢一龙谈到,全球化出现大变局,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出现逆流,全球秩序陷入空前困境。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兴起,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压缩了历史进程。

“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西方社会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辛鸣说。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久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

“疫情使得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其对全球经济影响多深还有很大不确定性。若疫情持续到年底甚至更长时间,经济损失恐难以估量,不排除有演变为第三次大危机的可能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告诫。

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疫情对包括科技在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势必加剧大国博弈、重构世界格局和秩序。

从经济角度看,疫情给供给端和需求端带来了双重危机,需要重新进行一次大调整。特别是疫情导致全球生产链、价值链进一步分散化、本地化、区域化和内顾化,区域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安全面临更大挑战。

从政治角度看,疫情成为部分国家新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借口,经济因素被政治化,加剧了国家间的信任缺失和矛盾冲突,破坏合作空间。

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不容轻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谈到,疫情令外部需求出现萎缩,中国分享全球化的机遇更加困难。疫情发生后,风险溢价和防护成本更高,物流的中断给交易成本造成新的障碍。保护主义与疫情合流,国际市场的拓展面临更大困难。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很大冲击,必然也会连累中国。

“疫情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给中国原先设计的发展步调和节奏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不确定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辛鸣同时也强调,“更要看到的是好的方面”。比如受疫情影响,导致有些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问题,这使我们更能认识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

张茉楠认为,中国至少握有两大优势,一是国内疫情防控较海外好,赢得了时间窗口;二是中国拥有庞大消费市场、内部经济和生产结构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完全有条件逆势而上。只要充分发挥集中动员资源的体制优势和制造优势,就可以形成和巩固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发展优势地位。

主动求变开新局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即将过去的“十三五”,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努力成绩斐然:2019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较2015年增长56.3%,占国内生产总值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其中,基础研究支出占比大幅提高,已突破6%。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均位居世界第二……

随处可以感知的创新脉动,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但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看来,我国的创新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改进。如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仍不完善等。

“最突出的短板就是一些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眭纪刚说。

此外,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对传统知识体系的颠覆,会开辟全新的技术轨道和经济范式,未来中国的产业要向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不断升级,也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更进一步。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建议》提出明确要求。

在眭纪刚看来,这至少需要从三个层面着力。

国家层面,建设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创新治理能力。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科学家、企业家、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与企业、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密切合作的创新治理模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科技管理制度。建立功能完备的创新发展政策体系,促进科技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竞争政策、教育政策、金融政策的有机融合。

产业层面,完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加速新产业变革。开展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鼓励多种技术方案之间的竞争,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基础设施,加快新兴技术研发,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技术瓶颈。构建新型产业创新平台,弥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

企业层面,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依托企业布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平台。构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主导,大学、科研院所有效参与的产业创新联合体。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开发投入。鼓励企业在全球配置创新资源,强化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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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金沙江特大桥实现合龙(10月13日摄) 姚巍摄/本刊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谈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其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的是现代产业体系。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产业体系依然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现象。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内部看来,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可以使我国经济加快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发展模式,优化配置各类生产要素,有力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从外部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在其推动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深刻重塑。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试图巩固制造业优势,国际竞争加剧。因此,顺应科技创新大势、抓住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可以使中国尽快打造出新的比较优势。

“如果说‘十四五’期间,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那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支撑。”辛鸣表示,没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构建新发展格局

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中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巨大回旋空间。

尤其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建议》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张占斌谈到,一是夯实国内循环体系的体制基础,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改革上实现突破,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二是畅通国内循环体系的血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在生产环节,要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重点解决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在分配环节,重点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扶贫脱贫的长效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流通环节,重点是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降低公路运输成本并提高铁路、水路运输比例,打通港口、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连接短板和关卡;在消费环节,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促进消费升级和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的名牌产品和特色服务,吸引境外消费回归。

三是优化国内循环体系的空间布局,实现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完整的全国统一市场,畅通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通“区块”“省域”和“城乡”等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循环。

四是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供应链生产组织网络,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

张占斌同时强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要同步运行,不能是先做一个,再做另一个,要强化两个循环的相互支撑作用。

他认为,针对当前国际局势变化,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是以制度创新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依托开发区、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大范围流通,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三是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有新突破。此次疫情展现出亚洲国家有其独到的优势、制度和文化。同时,多数亚洲国家都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对贸易采取开放、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态度。以抗疫互动合作为契机,以产业链调整为抓手,以加强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及推进中日韩经济循环、RCEP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建议》大篇幅部署发展重大任务的同时,围绕安全作出系统部署。

“没有安全的发展是不稳定的,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认为,发展和安全要同步推进,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发展和安全彼此支撑。

在专家们看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鄢一龙分析谈到,第一,总体来看,“十四五”期间国际环境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未来或许还有很多风险挑战。第二,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各种危机进入高发阶段,就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说明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十分突出。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让整个社会进入非线性变化阶段,导致很多历史经验不适用,比如大规模就业替代、生命形态改变、生命伦理改写、社会组织形态重构等,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风险。第四,现代社会的脆弱性。现代社会的网络性、复杂性与扰动性,都使得风险能够迅速扩散,并可能演变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建议》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某种意义上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后作出的战略选择。”辛鸣说,构建新发展格局,看似说的是国家发展层面,其实同样考虑了国家的总体安全。

在鄢一龙看来,做好以下五个方面至关重要:第一,有效识别偏差与风险。现代社会虽然是一个信息社会,但是对于风险做出准确判断依然很困难。第二,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整个社会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能够未雨绸缪,“天黑有灯,下雨有伞”。第三,风险消弭机制。整个社会需要有各种外部冲击的缓冲机制、衰减机制、“隔震机制”,将风险冲击消弭于无形。第四,风险控制机制。社会的控制系统要足够强大,能够抵消外部冲击带来的扰动,使得社会回到正轨。第五,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能形成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负反馈循环”。风险形成后,能够通过“负反馈循环”而不断减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整个社会在风险冲击下仍能保持其鲁棒性,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执笔:尚前名,采写记者:皇甫平丽 陈燕 屈辰 胡梅娟 李亚飞 扈永顺 刘苗苗)

责任编辑:张弛校对:王妗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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