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延安的宣传，扩大延安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善加利用报纸的传播效应。抗战爆发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到达陕北以后，就利用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对延安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如1937年1月就刊载了诸如《延安市民主抗日运动在继续开展著》《延安城“一二八”纪念会盛况空前》等关于社会运动的报道；诸如《禁烟工作在延安严重提出》《延安市特别法庭公审贪污偷窃犯》等关于社会治理的报道，在舆论上造就了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生机勃发的延安。抗战爆发后，《新中华报》对延安的报道内容更加丰富和详细。比如：关于延安的民主选举和县政建设工作的报道；关于纪念“九一八”、“双十节”、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等报道；关于社会动员、锄奸工作、赈济、慰劳方面的报道，向读者展现了延安社会面貌的方方面面，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的延安所散发的活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党政府放松关于延安的消息封锁，延安开始进入了国统区人们的视野。国统区的报纸开始报道延安，《大公报》作了垂范。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受责备了！》一文，向读者介绍了由国统区到达延安人员的生活场景。1938年1月25日和26日，《大公报》又连续两天以《新年的延安——除夕的一天》为题，报道了春节前后延安的民众生活。文中描述的场景与国统区的沉闷、刻板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国统区报纸对延安的宣传，使国统区的人们产生了对延安这个“新世界”的向往。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借重西方记者的延安行记，让外部世界了解延安。1936年6月-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的采访，随后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连载发表了30余篇访问陕北的报道。1937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京秘密出版发行。1938年2月，《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发行。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激发了他们对延安的向往。
当时，延安的资源非常匮乏，我们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几乎没有资金来源，但我们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使延安这个小城逐渐被全国、被全世界所熟知。这里，我们讲个故事。有个英国人叫林迈可，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来华教学，当年是与白求恩同船来中国的。之后，林迈可投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并辗转来到了延安，利用自己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优势，帮助中共中央建立无线电台，并把延安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当时，美国专业人员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告知华盛顿的高官，也就有了后来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访问的事情。
（七）严密的保障工作
为使知识青年能够顺利到达延安，以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为主的中共机构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安排。
第一，开展身份甄别工作。当时，长沙“八办”以“三步走”的方式开展工作。第一步，通过讲演、宣传、办训练班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各项实际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使学生认清当前的时局，激发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第二步，对学生的状况进行彻底摸排，向学生讲明延安的实际情况，以自愿为原则。第三步，针对有意向的学生进行调查和登记。
第二，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虽然中共发布的招生简章上明确规定，知识青年去延安是路费自筹，但是，针对一些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八办”还是给予一定的资助。曾任武汉“八办”主任的钱之光回忆，1938年秋，武汉“八办”对前往延安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军服，并发零用钱，由办事处把他们送到江岸车站”。
第三，保证知识青年去延安的交通安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由拦截学生直接变为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任何学生模样的人员前往延安。对此，中共中央派员组织专人带队，比如西安“八办”特意安排具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员为其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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