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新变化及演变逻辑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社会心态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折射”，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客观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是国家社会治理创新的应有之义。当代青年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社会心态变化是其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重要指示器。本文对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数据来源、观点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项问卷调查分析：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20年4-6月对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汉、沈阳六大城市3000名青年开展的《“00一代”青年认知特点、思想方式调查》；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2020年9-12月对4700名在校大学生开展的《沪上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1年6-7月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创新团队对2000名青年开展的《“长三角”青年民生民意》问卷调查。

不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变化新特点、新趋势

综合上述课题组调查数据及相关公开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大城市不同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主要呈现出以下六个方面的新变化：

一是当代青年群体价值观整体上积极进取，表现出对民族文化认同与理性爱国的情感特征，对西方价值观认同度不断降低。据《“00一代”青年认知特点、思维方式调查》显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当代青年心态变得更加自信，对国家未来更有信心。调查显示，在疫情期间“00一代”青年群体对国家治理效能表示了高度认同。对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联防联控、社区封闭式管理的模式，71%的被访者表示“非常有必要，有力控制了疫情”；对于“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应该弱化政府职能，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观点，73.5％的被访者表示反对。《沪上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则表明，在校大学生对西方价值观认同度不断降低。62.8%的大学生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当今的全球化进程造成了挑战”。大学生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肯定态度，相比2015年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其中对“自由”的肯定态度由60.3%下降到36.3%，对抽象“民主”的肯定态度由29.5%下降到8.0%。

二是对国内社会的公平感呈上升趋势，对反映社会公平指标之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等具体问题的主观评价呈现差异。《沪上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显示，在个人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明显增强的同时，80％以上的被访大学生认同应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发展”的价值观。对于社会如何实现良性运转，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应通过竞争实现社会整体性的发展，即实现一种共赢式的社会竞争。同时认同“社会应该注重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在保证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兼顾结果平等”。47.4%的大学生倾向于认同“社会利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高于个人利益”，52.6%的大学生倾向于认同“个人权利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可侵犯”。与五年前问卷调查相比，时下在校大学生个人主义倾向呈减弱、集体主义倾向呈增强趋势。72.1%的大学生认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自由应该服从国家利益”，25.2%的大学生认可“个人自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侵犯”。

在校大学生对“您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公平？”的肯定性回答呈上升趋势，占比近四成，由2015年的28.7%升至2020年的38.9%。但在描述社会公平的具体问题上，大学生感受度却呈反向变化趋势：“城乡差距”由2015年的13.4%上升到2020年的20.4%、“阶层固化”由3.2%上升到12.2%、“房价”由3.4%上升至4.3%、“老龄化问题”由2.6%上升至4.0%。调查结果反映，对社会公平的认知在不同年龄段大学生群体之间呈现差异，而对社会公平的感受程度则随年龄增长而不断提高。

三是对国家未来宏观形势表示乐观，对个人就业形势较为担忧，选择外企与自主创业意愿下降，有向体制内回归趋势。《沪上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显示，85.0%的大学生对中国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表示乐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仍有69.2%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但对微观的经济形势表示一定担忧，对个人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显示一定悲观情绪。72.2%的大学生认为“未来两年的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只有24.5%的大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对自己的职业有较为清晰的规划，有30.0%的大学生同意“我相信我毕业时能找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在上述经济与社会不确定性增大情势下，选择“体制内就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逐渐上升，而选择外企、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比例则大幅下降。与五年前问卷调查相比，2020年在校大学生选择公务员的比例明显上升，由5.3%上升到12.4%；选择国有企业的比例由13.7%上升到16.7%。同时，选择外资企业的比例却由36.0%大幅下降到14.4%；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4%。此外，将“舒适”和“稳定”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有所提高，选择“舒适”的比例从5.4%上升到8.8%，选择“稳定”的大学生比例从5.9%上升到8.0%。

四是经济下行风险增大背景下，不同青年群体均面临住房困难、消费不足及心理困扰等问题。《“长三角”青年民生民意》调查显示，进入大城市，约有70％的新市民、大学毕业生与青年人是租房住，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更明显。其次，由于经济形势趋紧，青年群体消费行为也趋于守成。《沪上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显示，被访对象普遍认同储蓄行为，而非提前消费与攀比消费。75.2%的大学生群体同意“如果有多余的钱我首先考虑的是存起来”，与2015年相比增长12.5%。70.42%的大学生同意“买东西应讲究实用，是不是名牌不重要”，与2015年相比增长5.9%。整体上，当前青年群体的储蓄、投资趋于稳健，消费行为注重实用，较少透支。最后，当前不同青年群体心理焦虑问题均较突显，调查显示，被试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3.7%以上，其中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3%以上。在校大学生重度抑郁症检出率2.5％以上。而18-34岁青年则成为成年人中最焦虑群体。

五是对“双减”政策出台反映较积极，对“三孩”政策反映平淡，年轻夫妇“育儿焦虑”并末减轻。据《“长三角”青年民生民意》调查显示，新婚青年、有孩子年轻夫妇以及在校大学生对政策反映不一。总体上对“双减”政策支持度明显超过对“三孩”政策响应度。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双减”政策有利于解放儿童，对推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行跨校、跨学区轮岗”“取消重点班、实验班”等改革举措表示支持，认为有利于教育资源均衡，体现教育公平。调查同时反映：有五成“70后”“80后”被访者担心“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功课没人管，只能靠家长自己给孩子补习，反而加重负担。

六是不同青年群体赞同网络“实名制”，同时希望网络更加开放，对新闻宣传媒体“不依赖”比例明显上升。《“00一代”青年认知特点、思维方式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被访者表示会通过“翻墙”来“了解国内”情况。对于互联网实名制的态度，54.59%的被访者表示同意，29.73%的被访者表示中立，15.68%的被访者不同意互联网实名制。对于删帖、禁言、删号等管制方式的态度，35.94%的被访者表示中立，而同意、不同意的人数占比相对接近。对于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网络防火墙的态度，分别有31.94%、45.72%的被访者表示中立。对于“通过雇佣网络水军等方式来影响互联网舆论”和“禁止访问国外社交媒体网站”的态度，反对人数比例较高，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分别是84.1%和66.36%。调查显示，当前大多数“00一代”信息主要来源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家里不安装电视、不订阅纸质报刊比例日益增多。同时，22.8％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新闻宣传媒体“不依赖”，与五年前调查相比，上升了2.2%。另外，大多数被访者认同“公信力、及时性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其立身之本”。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前“00一代”青年群体对新闻媒体的心理期待。

不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演化的“底层逻辑”

时代变迁赋予不同时期的青年不同的时代特性，研究把握不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及行为演化的“底层逻辑”与特征，是加强对当代不同青年群体思想引导、有效服务的基础。

一是基于见证国家以人类历史上未曾经见的速度和规模摆脱了贫困，使“00一代”更加自信、爱国。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同青年群体都切实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极大地提升了其爱国主义情怀与国家认同感。相形之下，美国应对疫情表现糟糕却对中国无端指责，使我国青年更加清醒认识了西方虚伪的双重标准。

二是青年群体思想与社会心态趋同性增强的同时，存在鲜明的内部个体差异。从代际社会学理论观察，青年一代青春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会对其社会心理与人生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00一代”生活在一个快速腾飞的中国，这导致这一代青年群体思想、心态与行为总体呈现出对国家充满信心与认同，以及对开放、个体化，平稳、舒适的共同追求。同时，网络社会对不同青年群体观念行为和社会心态产生不同影响，导致不同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性、矛盾性并存。可以说，如今已很难归类或用传统的“非黑即白”思维去标识这一代年轻人，甚至也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现代”“个体—国家”的框架理论去诠释他们。“00—代”青年群体个性鲜明、思想活跃，虽承受压力，但目标明确：如进城务工的青年希望得到一份虽辛苦但报酬高的工作，大学毕业生有的希望进入体制内，找到体面而稳定的职位，有的则准备考研或出国。而在校大学生群体，出生于大城市或小城镇、高年级或新入学、不同学校或专业学科之间，对事物的判断、心态与行为又各不相同。如沪上本地出生的大学生更加重视个体自由与个人生活；专科生相比研究生思维更加趋于激进；文科生比理工科生的观念更加开放等。这提示我们思想教育、价值引导应该更加具有层次性、针对性。

三是当代中国青年群体身上具有明显的“混和价值观”特征。首先是“双重转型”特点。即当代青年的价值追求在“生存—幸福”“传统—现代”两个维度上均表现出“双高”特点，并未体现出“此消彼长”特点，持混合价值观的比例超过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比例。其次是“深度现代化”特点。国家富强是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认同中排序第一的目标，他们对大城市向往、物质富裕、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仍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他们对政治持积极参与心理，对法治、科学以及现代科层社会持理性认同态度。最后是“世代更替”特点显著。在社会规范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方面，越年轻的世代越重视快乐与和谐，“00一代”愿轻松生活，更重视环保，倡导生态主义。在个人价值上表现出个体化、传统权威消褪等倾向，但仍看重诚信，认同民族文化，期望社会稳定与国家强大。

四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全新虚拟社会情境，会改变青年代群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人们处于互联网社会情境中，会产生一些不同于现实情境中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容易呈现网络去个性化、群体观点极化等现象。一方面“00一代”在匿名化的互联网情境中，会更多地出现“个性化”现象。另一方面网上个体也易展现出群体“粉圈”及特定身份认同。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不同青年群体思想与社会心态变化的动态跟踪与深度分析，以期作出更加准确、更有解释力的研判。

引导青年群体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与奋斗精神

第一，加强社会义主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青年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的主体自觉。2018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要加强对青年政治引领，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青年正处在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若忽视青年的政治引领和理想信念教育，青年的价值观将面临空白。因此，要把政治引领中轴线贯穿到青年奋斗精神培养的价值导向和认知体系中去；贯穿到大中小学青少年爱国主义与协同育人实践中去；贯穿到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教育服务全过程当中去。同时，要引导青年群体理性爱国。在青年对国家认同度提升的情况下，要注意“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冲，“战狼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青年群体理性爱国主义情感的培育。

第二，通过“五育并举”和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增强学校德育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有效性。心理健康服务是实现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基础。当前应尽快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与评价标准，促进“00一代”的健康成长。针对当前在校大中学生心理压力日益增大（学业压力、未来就业压力）、心理问题日益增多（人际关系困惑、恋爱与性困扰），应将心理健康、婚姻与性教育、家庭教育纳入公共必修课。并通过心理场景应对方法讲解，提高“00一代”“10一代”青年群体的抗逆能力与心理弹性。针对近年来在校大中学生心理抑郁症检出率逐年走高、意外伤害事件频发的问题挑战，应着力健全、完善大中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筛查机制，实施三级预防工作体制，对重点人群实施“一对一”心理疏导服务。

第三，落实贯彻青年发展中长期规划，实施“青年友好”政策，满足不同青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培养、管理与服务青年是当前青年工作的重要内容，满足广大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成为当前青年工作的重要导向与任务。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把握青年发展脉动，了解不同青年群体需求，积极落实贯彻青年发展中长期规划，出台更多青年友好政策，包括就业、购房、创业、结婚、生育、养育与教育政策。加强生涯规划教育，做好大学生就业服务，人口流入城市要加快建设青年人才公寓，为其解除工作生活后顾之忧。针对制造业用工难、招工难，高学历、低专技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研究出台提高制造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激励政策。“双减”政策出台后，加快教育体制配套深化改革，积极回应广大家庭的升学需求，逐步推进高中阶段普职分流，分区规划实施，不宜一刀切。

为助推“三孩”政策取得实效，须配套实施更大力度的支持措施：一是为了鼓励青年人结婚，应加快构建“三位一体”共有产权住房，对房价较高之大城市的青年人住房租金涨幅应实行政府调控政策。二是有条件的城市应加快出台发放“三孩”育儿津贴、儿童保育补贴、子女免税额度等政策，帮助年轻夫妇养娃。三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议将生育友好弹性工作制明确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

第四，加强精品内容生产和舆论引导，改进主流媒体宣传方式，增强对青年受众群体吸引力。针对不同青年群体对传统新闻媒体“基本不看”的人数增多、而对微信、微博等自媒体高度依赖的现实状况，应进一步加强主流媒体公信力，优化舆论宣传环境，更新主流媒体的传播形式与方式，将青年人吸引过来，向其提供权威、全面、客观的内容信息。同时应强化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整治力度，加强对“网络大V”“网红”等网络行为的法律监管，限制所谓“流量明星”，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工作，多方发力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哲社重大专项课题“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VZL007）阶段性成果；国家高端智库办2020年重点课题“00后一代认知方式、思维特点及价值引导”中间成果；上海社科院“十四五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民生民意研究”创新团队（2021）调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