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摘要:受新工业革命、贸易政策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三因素叠加的影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确立碳中和目标,既有内在的动力,也有外部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做出2030年实现总量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意味着中国将以全球最大的排放强度降幅、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带入零排放的崭新发展阶段,这不仅是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做出的全局性、引领性战略调整,更是推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中国渐进式开放道路已然走过40余年,由点到面、增量推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开放模式虽然显著降低了经济社会变革的整体成本,却在各个领域累积了体制机制改革的“难点堵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要在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中推进。在新工业革命、贸易政策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三因素叠加的影响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无疑需要持久的战略定力,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双碳”战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有利于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要经济体相继确立的“碳中和”目标是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和中长期增长的重大事件,将为开启新型全球化树立更高的道义性标杆。各国“碳中和”的目标分解和行业路线为中国新一轮绿色转型树立了对标方向,也给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努力兼顾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

一、全球化演进的方向与驱动因素

(一)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动因与机制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作为全球化载体和分工深化的主要成果,全球价值链(GVC)部分环节发生断裂,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摆”的困境。新冠肺炎疫情被视为全球化陷入停滞的“导火索”或“加速器”。然而,深入观察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便可发现,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的势头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2019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工业品出口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都未能恢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水平,且均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逆向演进特征。

实际上,过去十余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矛盾。从宏观层面看,后危机时期各国货币政策在较长时期内处于“超宽松”状态,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更是一再突破市场预期,推动“美元约束”进入单向的松弛通道,大大刺激了各国央行的货币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凭借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强势货币,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似乎重演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启动的供给侧变革,而“蒙代尔”式的美元国际化配置强化了中长期国债对美国政府融资的支撑,相对充裕的货币供给降低了发达国家国内融资的整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投资偏好。新冠肺炎疫情则对发达国家实体部门投资进一步“回流”起到了“推手”的作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供应不稳定的困扰,倒逼发达国家加快恢复国内产能,各国推出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力度刺激政策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向化布局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信贷支持。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近期一些国家和地区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财政资金和信贷投放因掺杂了政治因素而有可能被非理性地放大,进而产生负面外溢效应。

再从产业和贸易层面看,在现有技术路线和贸易规则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组织和交易成本的边界越来越接近技术和制度的“天花板”,这意味着拥有垂直一体化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势力、处在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进行纵向分解的潜力受限,细化链条式分工可能面临更大的成本。现实的情况印证了这一趋势,包括最为典型的全球性产业——汽车业在内的多条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国家和地区已有十余年没再扩容,分工深化及其带来的成本效应和风险压力开始显化。可见,以往驱动全球化正向发展的技术进步与梯度转移、劳动力优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因素,其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导致不同技术含量、各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前向和后向两个维度上几乎都出现了下降,并由2000-2007年较为突出的扩张导向逆转为2007-2017年的普遍收缩态势。这种局面蕴含的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全球化演进在深度和宽度上趋于式微;另一方面,尽管全球化动机机制正在加快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切换为知识和创新推动,但在新工业革命初期,由于颠覆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及其“创造效应”尚未充分显现,世界范围内发展新动能迟迟难以释放到位,致使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需求低迷、贸易投资环境收紧则令长期增长预期更加不明朗。

近年来,一些机构的研究观察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角色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分工地位的上升存在一定的关联。其中,中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更高增值环节攀升在供求两侧都深刻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延展方向。在供给层面,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进口替代策略的初衷和效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恰恰是通过坚持对外开放获得了更多资本积累和产能扩张的机会和能力,国际循环的扩大带动了国内配套体系日益完善,使得中国对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替代富有成效且更可持续,这集中表现在中国贸易方式结构的变化上。2020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仅为27.1%,不足加入WTO初期水平的一半,显示出国内供给对外循环逐步增强的支撑。同时,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越来越多产品转为在中国制造中国销售。因进出口体量庞大,中国供应链区域化、双向循环的调整有可能进一步拉低全球贸易强度,对全球价值链空间拓展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再从需求层面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超大规模的国内需求对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和出口正在产生不同程度的黏性,包括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由多元化主体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增强了中国产业链的弹性和韧度,但也对内外两个循环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全球价值链收缩可能还有统计方面的原因。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不断推进,服务对全球价值链的增值效应显著增强。麦肯锡的数据显示,目前国际贸易中有大约1/3的价值是由服务创造的,研发、工程、销售和营销、金融和人力资源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要的推动环节。2007-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比商品贸易快60%,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行业的贸易增速甚至是商品贸易增速的2-3倍。现行产业划分标准及其统计方法显然难以精准反映服务跨境增值的程度,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的效果,结果导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真实情况。

由以上分析可见,引发全球价值链发生阶段性收缩以及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和反复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一些驱动因素本身就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长远来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展仍将持续,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挑战在于新工业革命、保护主义与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导致全球价值链扩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反作用力在特定时期内持续强化。进一步综合供求两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受到更有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和更具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两端挤压;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条“价值流”中,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将促使中国迈向国际生产体系枢纽的位置,而中国内外循环的互促共进有助于全球经济形成“共轭环流”系统。

(二)全球数字转型与中国的机遇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加快自主转型与政府加大数字治理的投入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促动的双向通道。笃信分工增进福利的学者乐观地认为数据要素投入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为突破现行分工的技术边界甚至是制度约束带来机遇,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数字驱动的新型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然而,数字转型对传统分工方式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在微观层面,供应链数字化以及更多环节上资产的轻质化将使价值链治理趋于松散,具有自决策、自配置和自治理等突出特点,但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其数字转型的路径和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在外部环境压力和自身变革动力的双重作用下,数字转型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首要且必然的选择,但很多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并不顺利。麦肯锡的调查发现,目前,约有80%的企业数字转型遭遇了挫折和失败。即使在传媒、电信等高科技行业,转型的成功率也不足30%,制约企业数字转型的主要原因有技术和人才不足、数据洞察力与集成能力薄弱、缺少适用的行业平台。

数字转型的另一个不确定性影响在于数字技术对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有别于此前工业革命孕育出的机械、电力等相对单一的通用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新一代通用技术呈现出簇群式深度融合的特征。随着研发投入增加和技术迭代加快,通用技术不仅有可能比以往更“贵”,且较高的技术门槛使这类技术推广应用愈加困难。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改造的对象——知识、产业和社会体系而言,其庞大和复杂程度远超历次工业革命,技术范式变迁的成本和难度随之增大,路径锁定会使企业和国家的产业升级受限,而兼具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主体的人的转型,则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同时,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和要素,新的“数字鸿沟”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既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又将进一步增加全球数字治理的困难。在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国际规则确立过程中,中国有可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一定的立场分化。目前,中国在消费端积累了大量数据,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主要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逐渐拉开了距离。即使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技术差距也并不明显,有些细分方向甚至略有超前。如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94539件,五年内增长约10倍,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在电商和社交平台的海量数据支撑下,中国在图像识别和语言识别等应用层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础层的算法、高端传感器、智能芯片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而在5G领域,据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统计,截至2020年1月,中国企业声明的5G专利占比达32.97%,大幅高于美国14.13%的水平。全球数字转型的潜力和路径的不确定性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带来了机遇。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数字要素将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新载体,加快引领中国从全球数字经济“同行者”向“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