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3）

的态势。同时，这三者各有侧重，具体来看：中国及东南亚圈是数字经济应用创新高地，主要体现在应用端；美国圈是数字经济技术原创和全球市场高地，主要体现在头部企业；欧洲圈是更保守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主要体现在发展机制。

数据资本驱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由于数据的特征，数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与传统要素不一样，数据可以进入研发、生产、匹配等多个环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发展数字经济关键在于培育数字商业生态。数字经济中，产业结构从供应链到网络平台到生态不断演化，由此产生的商业生态成为了数字经济下市场竞争的单元。

二、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经济发展规律

（一）数字经济赋能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比传统工业经济更能提质增效。比如：基本形态上，传统工业经济是链式经济，现代数字经济是平台经济；产业边界上，传统工业经济相对清晰，现代数字经济相对模糊；垄断形态上，传统工业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价格上的垄断，现代数字经济也有垄断，但不是价格垄断；成长动力上，传统工业经济侧重内部管理的协调，现代数字经济侧重自组织和网络，也就是威廉姆森所谓的“混合组织”；营销策略上，传统工业经济是广告营销，现代数字经济是“免费”营销，增强用户粘性。

举个例子。京东2016年提出了一个创新扶贫项目叫“京东跑步鸡”。每年京东金融向国家级贫困户提供贷款，每户大约一百只鸡苗，要求必须放养，带上鸡脚环进行计步监督，并承诺对跑到一百万步以上的给予当地3倍价格回购。然后，再以169元的价格在京东销售。有研究机构就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并指出，个性化可以带来5-8倍的回报。由此可见，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非常明显。

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数字化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衡量成本，通过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可以使价值衡量信息随商品成型而产生，以大幅减少由衡量产品价值而产生的额外成本；第二，产权界定成本，通过大数据以及泛在网、物联网使用，可以使产权界定衡量信息随产权形成而形成，以大幅减少由产权界定而产生的额外成本；第三，交换成本，通过大数据和电子商务，可以使产权交换信息更加透明、公开和及时，以大幅减少由产权交换而产生的额外资源消耗。

数据流量增长带来GDP增长。关于流量，有人说，流量决定不了质量，但能解决增量，这体现的是关注度经济。

数据开放共享赋能经济增长。美国理论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源自物理秩序的增长，即信息的增长。在现实中，经过初步分析，发现信息量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在2-3年后最为显著，而经济增长对城市信息量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二）数字经济理论揭示经济发展规律

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以下几种理论。

数字技术与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的经验之谈，其核心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摩尔定律的类似逻辑不仅仅是在晶体管的技术革新中成立，在数字经济下的硬件、软件、云、网络等技术的革新中同样成立。因此，数字技术以摩尔定律为规律的革新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持续的动力。

网络效应，分为同边网络效应和交叉网络效应。在市场中，某些具有相同功能或互补功能的产品会形成一个特定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用户从网络中获得的价值随着网络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效应就是网络效应。同边网络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供给端足够的多，必然会吸引需求端的加入；而需求端足够的多，也会吸引需求端的加入。现实中，交叉网络效应带来的效益更大。比如平台也是个网络，一个平台中至少得有两种（边）不同的用户：乘客和司机，卖家和买家，酒店和旅客，吃货、餐馆和骑手。对方的数量越多，加入这平台的好处就越大，因为网络效应是发生在不同用户之间的，所以在双边市场中叫“交叉网络效应”。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会使得一个平台两边的用户相互吸引，加速增长，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个平台在很短的时间内急速膨胀起来。不过，当用户减少的时候，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也同样会使平台以自由落体的姿势衰落。网络效应交叉性的根源在于平台双边之间具有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

多边市场与价格结构理论。在数字经济下，数字网络平台的存在让多边市场不断发展。多边市场下，价格不再是单一的价格，网络平台可以通过调整对不同边收取的服务费用的大小来影响整个多边市场的发展，因此形成了价格结构。比如，可以两边均收费，或是收一边、补贴另一边，抑或是可以通过价格结构实现市场分层。

网络平台反垄断理论。网络平台反垄断重点不在于反其规模，而是反其垄断行为。现在，网络平台的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合谋、定价）、“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

产业互联网与数字协同生产理论。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基于数字共性技术的协同生产成为一大特点，突出体现在产业互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在数字技术方面，最底层为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其包括技术型基础设施、制度型基础设施和安全型基础设施；中间层为平台即服务（Paas），同时平台也是市场；上面那层为软件即服务（Saas）；还有人说，再加上一层，区块链即服务。可见，在数字共性技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工智能理论的三大定律。第一条定律为阿什比定律，由控制论科学家阿什比提出，即任何有效的控制系统都必须和它所控制的系统一样复杂；第二条定律由冯·诺依曼提出，即一个复杂系统的定义特征是，它构成了自身最简单的行为描述；第三条定律，即任何足够简单易懂的系统都不会复杂到能够实现智能化的行为，而任何足够复杂到实现智能化行为的系统都会复杂到难以理解。

资源权属分离理论：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在数字经济下，大量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场景开始出现，集中体现在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这两大经济现象上。其中，共享经济有两种分化，一种是使用时间的细化，另一种是使用人群的扩大，这导致不断分化。

三、数字经济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一）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

人类进入经济长波演化新时期。从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我们进入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目前正处于上升期。根据预测，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过去20年的增长水平，预计年均增长2.9%，发达国家将低于2%，中国年均增长大约5%。而2008-2030年是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复苏期，正好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基本创新爆发期，触发2030年开始的第六次世界经济长波繁荣期。

数字经济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焦虑上。在国内，低技能人才的比例逐年减少，中等技能和高技能人才的比例逐年增加。国际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数字技能差距。从2018-2019年具有基本计算机技能的人口占比看，发展中国家为46%，发达国家达65%；从具有标准计算机技能的人口占比看，发展中国家为39%，发达国家达49%。

中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各有千秋。目前，美国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渗透率较高。其数字经济公司国际化优势明显，市值规模更大，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原创性和人才方面领先。而中国，有超过十亿的用户规模、日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创新的网络平台，还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2021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递交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明确建议美国参众两院相关管辖委员会调查并举行听证会，以考虑立法应对中国研发和主导建设的“区块链服务网络”（BSN）。那么，什么是BSN？就是由国家信息中心牵头研发和设计，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联盟链的底层公用基础设施。目前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块链公用基础设施，拥有141个数据中心（海外8个，境内133个），覆盖六大洲，初步构建了“区块链基础设施的互联网”。

BSN的最核心目标是推广一套最简单、最方便使用，能够让所有信息化系统都可以随时组建或加入广播式通讯专网的标准通讯协议，与HTTP（仅处理两个信息化系统之间的通讯）平行，名字暂定为BSNP(BSNProtocol)。将来，BSNP利用通讯专网密钥、身份证书、加密算法来保证上网安全。也就是说，既开源，也开放。

从部分省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速和占GDP比重来看，北京、上海处于第一梯队，福建、浙江、江苏、天津、山东、广东、湖北、重庆处于第二梯队，辽宁、贵州、四川、江西、河北等处于第三梯队。我们看，创建了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的贵州，排在第三梯队的前端，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经济体量少，占GDP比重略少。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中国进入“四期叠加”的新时期。第一，战略机遇期，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已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争夺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第二，起步拓展期，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化效应尚未显现，将来要加大数字经济企业的培育力度；第三，交织发展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相互交织演进。比如，近两年较为突出的直播带货，就是供应链基础上的价值链、信息链、资本链、物流链、技术链、制度链等的多链融合；第四，矛盾凸显期，规范、健康、可持续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从各地实现经济稳增长目标的具体路径来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从当前数字经济现状来看，发展数字经济要重点加强以下方面建设。

以数据生产要素为核心，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构建“设备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产业链数字化-数字化生态”的体系化数据融合范式，打造“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产业链-数字化生态”三位一体、递阶演进的产业价值网，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数字化生态。

发展数字经济，除提高效率之外，更注重边界的拓展。第一，交易边界。由最佳网络设备供应商向最佳云基础设备提供商、数字化转型能力提供商拓展。第二，能力边界。向芯片能力、基础软件能力、综合方案能力、云网基础设施能力、组件及中台能力拓展。第三，价值圈边界。国内向500强+头部企业合作拓展，国际向覆盖亚洲、欧洲、南美洲拓展。

数字化生产带来的效益，每年人力资源成本节省28%、关键工序不良率降低46%、周转效率提升27%、装配质量漏检率降低80%、运营效率年均提升15%。现实生活中，实现数字化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其生产、运营成本不断降低，推动利润不断增加。

构建数字经济新系统。第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第二，从所有权经济到使用权经济，TOC网络平台趋于垄断，应规范其健康发展；第三，从双边网络平台到产业网络平台，工业互联网兴起；第四，从劳动力、资本到数据、劳动力、资本，数据价值亟待释放。

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大新增长动能，即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市场。工业互联网促进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全球供应链模式主要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分工，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新机遇，中国企业有机会占据先机，建立生态型商业模式。这一模式要打造共享能力、共同进化的生态圈，塑造生态韧性。同时，集各家之所长，驱动能力共享，使之更加敏捷、更加高效。这样，企业更易接入，更多被纳入全球创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