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4）

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是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现代化可以说是各国致力实现的共同目标，但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制度选择等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类型中，文明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形态和发展水平。因此，现代化发展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同时人们对包含现代化在内的文明进步内涵的认知和理解，也是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进程而不断演变、丰富和深化的，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内在原则、价值取向和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就充分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既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现代化，也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模式选择作出的中国贡献。

（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大多走的是一条资本剥削劳动、资本扩张市场的掠夺殖民之路

当今我们认识的所谓现代化肇始于欧美国家。在完成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地理革命、思想革命之后，欧美国家的真正现代化起源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技术革命不仅极大解放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也极大推动了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革。

早于欧洲工业革命的文艺复兴激发了欧洲人自我意识和科学人文精神的觉醒，根植于古老欧洲文明中的城邦制度又与工业革命同步兴起的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精神相契合，推进了社会分工、市场交易、契约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新生资产阶级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和资本的嗜血性、扩张性，以殖民主义的形式突破地域障碍、以铁蹄和强权方式将贸易由国内市场推向世界市场。一定意义上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是在残酷的资本圈地和资源掠夺中完成的。其中，两次世界大战又成为推动工业技术的广泛渗透和运用、推进欧美工业体系快速形成的有力助推器。这些综合因素不仅为欧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产业基础、物质基础、市场基础，也不断孕育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得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成为工业革命和历次技术革命的引领者。

但必须看到，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描绘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指出，资产阶级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剥夺农民土地、实行殖民扩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不过是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资本还借助雇佣劳动制度追逐无限的利润，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资本家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中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让雇佣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资本在控制国家权力后，在国内，让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和阶级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生产无序、市场失灵、贫富分化等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经济领域的危机又最终会扩展至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关系的各个方面，引发普遍的社会性危机。在国外，就不断衍生出战争掠夺的殖民主义、“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乃至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成为资本强国的国家发展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缓解。法国现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对过去几百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并变得更加严重。皮凯蒂还指出，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有，人生而不平等。由于资本回报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可以说，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撕裂现象，严重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伴生出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欺凌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等，都是西方式现代化不可摆脱的社会痼疾的现实表现。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新兴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在模仿、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模式中走出各自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上世纪中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后起的东西方新兴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大体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种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一类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以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国家或经济体在政治制度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上实施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地缘狭小，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都采取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一开始就对接西方国家的市场体系，既承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市场经济模式，能够比较快地建立起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产业和贸易体系，又能开放式地借鉴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些地区的翻版。当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浓厚的东方文化影响，政府能够发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主导作用，而且全社会比较重视学习、教育和人才培养。这些综合因素加速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时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但也要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至今依然依附于西方强国，成为低端产业的转移地或者污染转嫁的接受地，时常不同程度地陷入民主乱象、经济滑坡和社会动荡的困境。

另一类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大多采用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实行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前苏联是利用超强的政权力量和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国家的重工业化进程，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一度实施了发展国家资本的新经济政策，这为后来实现快速工业化、军事化和建立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物质基础，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抗衡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像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起先模仿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后来又结合各自国情特点实施了放松政府管制的适度市场化改革措施，激发了企业主体活力，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但终因集权体制的僵化和垄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陷入了停滞，现代化进程走得并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