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外延及特点（4）

（二）北京红色文化的非物态范畴

1.红色思想

“红色思想”一词在党的创建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它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尤其是革命思想的一种形象说法。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2.红色精神

红色精神，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文化。北京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锻造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同样也凝练出伟大的红色精神文化。比如，五四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抗战精神等。

3.红色文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北京是进步文艺肇始之地、抗战文艺勃发之地、红色巨匠汇聚之地、红色作品高原之地，北京红色文艺在中国红色文艺中具有独特地位和鲜明特色。

4.红色设计

红色设计是红色文化的视觉形态表现，是以红色精神为核心、有目的、有计划的艺术创作活动。北京红色设计是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结合，是时代感与民族感的融合，见证了革命斗争历程，促进了视觉语言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北京红色文化外延无限放大，编织成一个硕大无比的筐，什么内容都往里面装，杂而无序、无章。

（三）北京红色文化遗存的特点

北京红色文化遗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缩影，具有物态见证完整、历史记录丰富、精神淬炼鲜明、全国地位独特、红色影响巨大五个特点。

四、北京红色文化的特点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融合地。北京既有刚烈的燕赵之风，又有融合的文化性格，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滋养了红色文化。北京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孕育了丰富厚重的北京红色文化，锻造了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因而造就了北京红色文化的鲜明特点。

总的来讲，北京红色文化的特点包括开端性、引领性、丰富性。

（一）开端性

所谓开端性，主要基于事物缘起维度的比较，基于北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北京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因此，北京红色文化具有开端性特点。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是五四运动策源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最早结合地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孕育地。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红色文化萌芽破土而出。

北大红楼，最能体现开端性特点的北京红色文化遗存。它位于东城区沙滩五四大街29号。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在他的主持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相继到北大任教。当时，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其创立的《新青年》也由上海迁至北京。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五四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大钊，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他在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认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轮值主编《新青年》时，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三个部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另外，李大钊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李大钊初步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李大钊“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