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创新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换到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机制上来,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开展“从0到1”的原始创新;发挥海量应用场景优势开展“从1到100”的工程创新,围绕技术熟化与产品转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优势开展“从100到N”的应用创新。要注意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加大研发支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一流的创新生态环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培养创新人才。
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彼此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必须保持合适的比例,在空间上维系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才能充分发挥潜能并以有序稳定的结构来发展。协调发展是一种多目标发展,在此系统中,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指向,协调则是对这种指向行为的有益约束和规定,强调的是整体性、比例性和内在性的聚合发展,不是单个子系统或要素的“增长”,而是多个子系统或要素在“协调”约束下追求在整体提升基础上的全局优化、结构优化和个体共同发展的理想状态。《决定》第六部分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0%,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二的常住人口生活在城镇,未来我们要重点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决定》还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同时未来我们要更加关注南北差距问题。
第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绩,2017年以来一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更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大力度的开放,而且是双向开放。这要求我们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国际贸易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又鼓励进口,利用出口扩大市场、赚取外汇与通过进口引进资源和技术,两者并重;二是投资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外资进入又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国门,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并行;三是开放区域从沿海开放为先为主,转变为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四是开放产业从倾斜于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房地产业,转变为金融、贸易、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全面开放;五是从要素开放转变为制度和规则开放,注重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我国正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变成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规则建设中,一方面要对标高标准,着眼于国际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构建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着眼于自身优势和需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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