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必须具备的“双重能力”和本领

核心提示:我们需要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个方面努力,构建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的新特征……一是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三是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四是建立利益冲突调解机制;五是建立利益观念导向机制……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了,中国呈现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崭新的局面,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这要求我们执政党必须具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能力和本领,必须具备驾驭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能力”和本领。今天由于时间限制,重点同大家探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社会矛盾的新特点

当前,经济利益多元化,或者叫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社会矛盾复杂化,是我们社会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下面就从社会阶层的分化来展开分析。

在计划体制下由于利益比较单一,所以社会阶层也比较简单,就是“两大阶级、一大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我们承认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出现利益群体的多样化,有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我们国家有十大阶层40多个群体,有的说是八大阶层30多个群体。别管多少,肯定比计划体制下要复杂多样了,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阶级内部分层化”,就是在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又分成了若干阶层和群体;二是“阶级外部新生化”,就是在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新兴阶层和新的群体。

先看第一句话。工人阶级内部现在大致分为三个阶层:“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生产工人阶层”;他们的收入有了差别,依次呈下降趋势。农民阶级内部大致也分为三个群体:“传统农民”,主要是以土地为依靠,专司种植养殖业的;“流动农民”,主要是到外乡、外县、外省,甚至到国外去打工的农民工;“富裕农民”,主要是农村中的个私企业工商户、专业户和经营大户等,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亿万富翁。但最大的贫困群体,温饱没有解决的群体也主要在农村。

再看第二句话。在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新兴阶层,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他们是合法致富,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所以现在宪法和党章都已经承认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他们和工人农民又不一样。他们是拥有一定的资本和其他要素的建设者,他们的收入一般比工农群众高十倍以上。他们之中为数不少的人的第一桶金或者说原始积累,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就是在我们经济转轨,在我们的政策和法律都不明确,不健全的时候,在人们获得资金项目和进入市场的机遇都还不平等的情况下获得的。比如说在价格双轨制的时候,出现了倒买倒卖者,以权谋私者,等等。所以,六中全会《决定》说了,我们要加快改革,要对转轨时期的一些漏洞和政策法律不健全加以及时的改进。还有,我们还出现了困难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在计划体制下也存在着,没有劳动力,所以叫弱势群体。但是,我们现在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丧失了劳动力吗?并没有。但他们也成为了市场体制下的“困难弱势群体”。

那么怎么看待这一社会阶层的分化现象呢?从进步性和正效应来看,应该说这种大规模的高速度的社会阶层分化,使全国从上到下13亿人几乎全部被牵扯进来了,它冲破了计划体制下那种按照阶级性、政治性来划分人群的做法。我们过去划分人群主要依据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这些先赋性的因素;现在则按照人们对资源的占有,按照个人的才华能力水平等后天性的因素。社会地位按照后天性的因素来划分,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鼓励每个人增长自己的才华。当然,在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很多权力,在经济运行当中还起着较大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它会孵化出权力资本的倾向,说白了叫官商化的倾向。比如说前面讲的新兴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为了得到项目、资金、贷款和免税等优惠政策,必然有求于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而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家干部,这样就使得政府官员心理上出现失衡,这样一来有些官员往往难以抵挡住用金钱换取项目的诱惑。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一些官员既是党政领导者,又是企业或项目的参股者,出现阶层分化叠加着等级分化。这就不是完全按市场化和后天性因素,而是有等级,不平等了,使得我们现有的社会阶层分化没有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少数精英可以说是一夜暴富,中间阶层发展比较缓慢,广大的工人、农民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

在20多年时间内,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阶层急剧断裂和失衡,这样就出现了阶级和阶级之间,阶级内部阶层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还有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矛盾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矛盾的利益性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六中全会《决定》是这样说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要逐步扭转”。先看一下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之比。1984年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之比为1.7﹕1,2004年上升为2.61﹕1,2005年上升到3.22﹕1,差距是在持续明显扩大。再看地区差距,西部地区12个省市的GDP只占全国的18%,东部地区五六个省市的GDP超过全国的50%,1991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为1.86倍,2001年上升为2.44倍,其中上海与贵州相差13倍。贫富悬殊必然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人们会产生种种困惑和疑问。比如人们提出来,为什么城镇的孩子可以享受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而农村却让农民自己付教育费呢?我们的口号叫“人民教育人民办”,这个义务教育法到了农村怎么成了有偿教育呢?所以在2006年人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要下决心花两年时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的学杂费。再比如人们提出来,为什么城镇职工可以享受低保、医保,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却没有?农民工现在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1亿多人,在国家、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怎么解决?说他们是农民,他们从事的又是城里工人的活,说他们是工人吧,又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低保。

这种种困惑得不到解答,人们在心理失衡的状态下可能产生以下两种行为,一种行为是信神、信教、信命,既然我在人间迷了路,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工作,那怎么办呢?就找天堂吧;第二种行为是情绪失控,行为激烈,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

第二个特点,即矛盾的群体性增强。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分配政策的变动,使得受影响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群人,如前所述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拆迁户,等等,这些人有的就信神、信教,有的躁动不安、情绪失控,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主体。据统计,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数量急剧上升,二是规模不断扩大,三是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行为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原因很复杂,既有前进中的问题,也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既有干群之间的矛盾,也有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但从当前来讲,最表层和最直接的原因是群众利益受到了损害,就是说政策很好,但出台之后,老百姓难以承受。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群众对党和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不满呢?比如,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土地问题,农民说了,现在农产品从产供销已经全部进入市场了,种什么?怎么卖?别管是赚了还是亏了,反正已经全部市场化了,可为什么土地至今基本上还是按计划管理方式征用呢?国家低价从农民手中买来土地,然后又高价出售给开发商。所谓低价就是给农民的补偿低,仅限于赔偿现有土地上作物损失的多少倍,而不包括土地出让以后的增值收益,或者说是再收益。就是说,土地出让以后的再收益,农民可不可以分享?过去是一直把农民排斥在外的。农民在计划体制下为了工业化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城镇和开发区的发展,做出了牺牲,现在既然说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了,那么土地出让金农民是不是也可以享受,也可以分享呢?所以《决定》上用了这样一句话,叫做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因为过去土地出让金绝大部分用在城市建设了,使得失地农民陷入“下不如农民,上不如城市居民”的流民困境,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对党和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表示不满,甚至会成为社会动荡的主体。

第三个特点,就是利益受损和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工农基本群众。过去利益受损者是少数人,比如说离退休人员,现在则发展到较为广泛的群体。目前城镇低保人员是2200万左右,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2005年年底最新数字是2365万,农村人均年收入600至900元的低收入人群在4000万左右,失地农民4000万以上,有的说4000万到5000万,有的说4000万以上。下面我们再看一组数字,2004年上半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员中,农民占到32.4%,主要是失地农民;在岗职工占到16.5%,下岗职工占到15.9%,离退休人员占到10.4%。四类人员合计75.2%。可以说,在群体性事件中原有形态的工人占了主体。

第四个特点,干群矛盾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矛盾的复杂体系当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矛盾的主要表现。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而每一项政策的出台,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受益,必然是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就要受损。这样,利益受损的人就要把情绪指向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这就使得干群矛盾客观上突出出来。与此同时,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加剧了干群矛盾的尖锐化。

第五个特点,矛盾的原因极其复杂,解决起来难度极大。跟任何时候比,现阶段矛盾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客观地来分析一下它怎么个复杂法。我们现在处在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之间的阶段,也就是实现完全的小康社会之前的阶段,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经的关口。所谓关口就是说这个时候是经济社会问题集中显现的时候。这一点,咱们可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比一下,他们经过了百余年甚至经历了300多年时间,才自下而上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的问题和矛盾是分阶段、分步骤慢慢出现的。而我们国家却在快速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进入了这一过程,所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集中显现。《决定》上说“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怎么是“关键时期”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关口的特点,搞得好的话,就会成为黄金发展期——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平稳推进,顺利实现工业化;反之,如果认识不到这个关口的特点,还按照过去单一经济发展观来发展的话,就会搞不好,成为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成堆,动荡不安,反过来导致经济徘徊不前。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是什么呢?经济、社会矛盾都凸显,处于改革发展的高风险时期,利益结构调整的白热化时期。现在可以说是,包括各行各业,特别是政府的改革甚至党的改革都是利益结构在调整。

责任编辑:杨婧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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