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与中国发展道路(2)

摘要: 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我们必须反对四种认识上的倾向。反对以中国特色来掩盖落后。不要一说这地方怎么脏乱差啊,就说是中国特色!反对借中国特色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倾向;反对借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的“左”的倾向;反对借中国特色而拒绝学习外国。现在很难找到只有中国有而外国没有的。

第一种选择,顶住国际上否定苏联模式的逆流,继续走斯大林之路。斯大林曾经被描绘成神、领袖、英雄,这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的。苏联原来是欧洲落后国家,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在发展的最好时期,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在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接近过这个水平,所以那时它是另一个超级大国,敢和美国进行PK。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有其合理性,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是承认的。丘吉尔说,斯大林留下的是一个具有核武器的苏联。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普京与戈尔巴乔夫及以前的领导不一样的是,普京上台后只谈未来不谈过去,从没否定过任何一个领导人。实际上我们在八大前,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都是按照苏联那一套制定的。因此,斯大林之路有其合理性。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后,毛泽东同志一喜一忧,喜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必再看苏联共产党的脸色行事,忧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分裂,所以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第二种选择,向赫鲁晓夫学习,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的路。既然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之路不对,那么他应该是对的,我们跟着他做,毕竟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赫鲁晓夫本人是斯大林体制的参与者、执行者,也就意味着斯大林模式里有赫鲁晓夫个人的成份。如果把斯大林体制过度否定,赫鲁晓夫最后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对于到底要怎么批判、认识原来的模式,如何建立新的模式,赫鲁晓夫本人也没有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称之为这是一条不明的道路。

那么剩下的只有第三种选择: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当时,毛泽东开始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探讨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次结合探讨中国建设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6年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召开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到今天为止,八大的有些决定和判断依然是正确的。1957年毛泽东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今天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源点应该找到《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观点,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要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发展基层民主都是在毛泽东时期确立起来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提出三个“永远铭记”的第一个“永远铭记”就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首先不能忘记毛泽东。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们不能否定新中国前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用肯定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首先,前30年的贫穷不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那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外国掠夺者造成的。其次,票据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发明,那时的票据经济至少做到把十分有限的物质产品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中国人。后30年,物质确实丰富了,甚至供过于求,但这只是一种结构性的供过于求,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仍然是吃不饱的,公平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始于毛泽东,毛泽东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犯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经济带向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社会发展遇到了第二次危机。在解决第二次危机的过程中,邓小平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文革”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9年大致是相当的。可是到了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日本的1/4,而我们人口还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亚洲四小龙抓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成功走向了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却把重心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去了。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不动摇。继续走“文革”的路的具体表现就是“两个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意识到,如果不否定“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18日,我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们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批“两个凡是”,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否定“两个凡是”之后,马上出现了第二个选择,就是是不是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文革”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涉及到对毛泽东思想认识和评价的问题。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逐步走进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心。有人预测要拿否定毛泽东开刀。因为一方面,邓小平在“文革”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否定前一任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已有先例。一些人认为邓小平可能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是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功过要有客观的评价,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分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邓小平率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别小看了这件事情,苏联的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然后后任领导者再否认前任领导者,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发现,再否已经没新意了,就把整个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全部都否了,导致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个人秘书参观华盛顿白宫后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慨说,参观美国白宫时,经过走廊到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发现在走廊的两边,美国的历任总统露着慈祥的笑容看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每一位来访者;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后一任领导人一上来就把前一任领导人的画像从墙上摘下来,踩到自己的脚下,然后再把自己的挂上。苏联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否定了社会主义合理性。邓小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所以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后来将其纳入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为立国之本。

第三种选择,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别忘了前半句话“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接着说,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面一条老路走不得,一条邪路更不能走,我们要走一条新路,开始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尤其是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召开的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键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个字。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到现在仍不过时,可以作为学理研究的重要理论资产。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在点题后,开始破题、解题。

1987年十三大报告的题目叫《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1949年到1987年将近40年的时间,我国社会主义仍然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不发达的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讲法,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现在一些同志认为,邓小平讲的初级阶段是一百年。我认为,初级阶段绝不只是100年,邓小平讲的百年指的是长期性,而不是一个具体的量的判断。十三大第一次提初级阶段,十五大第二次强调初级阶段,十七大第三次强调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这是我们最大的国情。在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目标。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行了概括,认为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概括成为12个方面,并认为我们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第二个“永远铭记”时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报告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年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6年作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文化,还没有对政治改革进行整体性部署。十三大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深入发展作出了部署。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开始牵涉到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牵涉到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十三大之后,正当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了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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