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与中国发展道路（3）

第三次危机。第三次危机在国外表现为苏东剧变，在国内表现为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走入低潮，原来社会主义国家15个，这时候变为5个——越南、古巴、老挝、朝鲜和中国。其他4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比中国经济发展落后，越南比中国至少滞后了10年，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越南就处于过渡时期。老挝认为自已处于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范围内出现了第二次退党高潮。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只有5000人，而且基本都是老年人。全世界原来有9000万党员，到这时只剩下7000万，而中国就有5700万。冷战结束后，共产党的人数在增加，增加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在7000多万人。

苏东剧变、“六四风波”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再一次以俄为师，走资本主义之路。1989年后，国内学术界两派泾渭分明。一派认为，苏联老大哥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那我们还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执政74年都垮台了，回到老路上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这条道路呢？而且国际上面还有一股力量，苏联一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共产党已经没有后发性了。美国学者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被装进了历史博物馆，历史已经终结了。他说，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至今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现在留给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使还不是最好的资本主义变得更好。所以，国内有一部分人说，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是可以走的。邓小平说，这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这是死路一条。

第二种选择，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再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条僵化的道路。由于经济领域的双轨体制并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上不去，是因为市场改革不到位，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市场方面的改革。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很激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一直在徘徊，中国到底怎么办？对此，作为一个资深革命家，邓小平同志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摇摆不定，心急如焚，他踏上了去南方的列车，于是有了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

每次危机时，我们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面临着多种选择，而我们最后作出的选择其实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其他的路走不了，所以我们做了第三种选择——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形成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的总结，强调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强调要解放思想，不要在问题上争论，争论就耽误了时间；提出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谈到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推进理论创新，为什么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主要防止“左”，还要警惕右。在当前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是“左”，所以要反“左”。“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又一个宣言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谈的最多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

南方谈话之后，1992年召开了十四大。十四大有两大突出性的贡献：一是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提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成为全党的重要指导思想。

十四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国际形势来看，冷战结束，政治多极化开始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多元化引起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分别写了《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国内来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引起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经济利益的调整。随着我国加入到世贸组织，对外开放形势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从党情来看，我国党员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数量增加，结构上高学历的、年轻的党员开始增加，党员干部队伍进入整体交接时期。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一些与党的性质、宗旨相违背的东西，所以江泽民同志再一次强调，要解放思想，要进行理论创新。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去世了，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思考。从直接原因上来说，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他的去世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从间接方面说，因为我们进入世纪交替时期，马上要进入21世纪，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挑战，有人开始趁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国外有些人就建议说，邓小平进行理论创新是破除了“两个凡是”，江泽民要创新就得破除四项基本原则。可是要是破除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啊！还有的人借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开始否定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二十世纪末期，在整个世界范围里产生的一种浓烈的怀旧情绪，俄罗斯人开始怀旧，怀念斯大林时期，以至于普京上台后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性的话，谁要是忘记历史，是没有良心的；谁要是想回到过去，是没有头脑的。在国内也有一种浓烈的怀旧情绪，有的人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来否定改革开放；有的人对照科学社会主义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到底，这一切争论，最后归结到一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邓小平去世三个月之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5·29”讲话，明确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紧接着，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再一次强调了旗帜问题的重要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举什么旗”,确立了跨世纪的发展目标。

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题目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并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作出了部署。我们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创新叫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三大理论成果。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的第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就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十六大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时间来说，就是二十世纪的头20年，至今我们已经将近走过了1/2的时间。这一个时期从国际形势来看，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世界多极化；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政治民主化在推进；四是文化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五是技术、资源、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上世纪末，我们曾经说过知识经济初现端倪，认为将来经济都是围绕人才、知识竞争的。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发现，石油等资源仍然是竞争的重要力量。

从国内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完成“三步走”承前启后的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体制的时期。此外，我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我称之为敏感发展时期。有人讲，这个时期里，如果中国搞得好，就是未来的欧美；如果中国搞得不好，就是未来的拉美。对此，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搞得好，不一定成为欧美，搞得不好我们与拉美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国彼一国。但在这个时期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三大危机也是我们将遇到的。第一个是社会危机。因为在1000美元发展到3000美元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会引起社会危机。第二个是政治危机。过早或过度的民主化会带来政治方面的危机，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明显。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马上照搬欧美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为了获得竞选胜利，很多政党许下了难以兑现的承诺，一旦获得执政，人们发现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就开始进行街头政治，甚至最严重的发生军人干政。第三个是经济危机。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有些执政者开始大借外债，借了又还不了，结果要么依附于别的国家，要么让国内经济处于停滞。

所以，我国进入了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十六大以来，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多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