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期的世界经济形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我一直从事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和世界经济方向的研究。今天的讲座只代表本人的观点，不代表财政部的意见以及财政部宏观经济研究与财政政策运行分析组的意见。接下来跟大家汇报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政策反思；二是2010年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预期；三是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框架。

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政策反思

从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大面上看，就像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我们认为还是非常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7%、物价水平稳定在-0.7%，城市登记失业率是4.3%。这么好的经济状况，是很难在经济危机状态下出现的，它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经济仍存在一些问题，当然只有在政策调控做经济分析时才能看到背后的不足。

第一，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经济学标准的分析范式把经济增长分为外生增长和内生增长。所谓内生增长是由于制度和技术的革新而带来的剩余，这个剩余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索洛剩余”。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超过4500美元以后，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就逐渐从粗放式增长转变成内涵式增长，依靠投资和劳动力的单纯扩张所带来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了，因为它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去支撑其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转向内生型增长。

中国去年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均收入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4000美元，在向4500美元这个坎儿进军，达到4500美元以后，我们必然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转型问题。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索洛剩余就是内生增长动力最主要指标表现出来的是负值。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外在资源投资拉动的，2008年的索洛剩余还是0.2多。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2009年第一次出现索洛剩余为负值的状况。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以出口产品为例，在出口产品遭遇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4%，比如计算机设计、手机模块、内部集成模块等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近几年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确实有所发展，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如果从高新产业的贸易条件来看，贸易条件是出口产品价格指数与进口产品价格指数之比，它是衡量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真实获得贸易利益的标志。从这个贸易条件来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条件2009年恶化，如果以2008年的状况为1的话，2009年大约是0.92的水平。

第三，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钢铁、水泥、化工等产业产能进一步增长，还体现在光伏电池、风能发电机等新产业的产能也增长过快。中国已经是光伏电池产能最大的国家，现在生产线还在继续上，问题是成本太高，发的电谁也用不起。重复投资的情况也非常严重。从中国东中西部投资产业相似度指数来看，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产业相似度竟然达到87%，产业差距没有拉开，没有体现出产业梯度转移，没有体现出地区间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效率，更没有注重在各个产业之间发挥比较优势的效率。

第四，财政和金融领域的风险显化。

财政领域风险显化最主要的就是地方债。地方债在财政系统内一直是讳莫如深的问题，不统计、不说、不管，就让地方债以地方债的形式存在着，至于它们具体是多少，由各个地方自己去掌握，至于如何去化解它们的风险，也由各个地方政府去想办法。随着我国公共预算不断推进，全国人大对我们财政部门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今年地方债风险被社会揭了盖子。究竟这个数字是多少？谁都不好说，目前我们对外统一口径是六万亿，这跟中国2009年全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额是大致相当的。

也就是说现在要想还六万亿的地方债，把政府的所有税收用来还债还是可行的，而地方收入只占中国财政收入的40%，地方政府需要拿2.5年的所有收入才还得起这笔债。从地方支出结构来看，绝大部分支出是工资性支出这类刚性支出，即没有办法减少的支出，而把地方政府的真正盈余用来偿还地方债，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有人做过一个测算，以河南省的某一个地区为例，用他们可以动用的财政盈余来偿还他们所欠的地方债务大约需要107年时间才能还清。我相信没有一个银行会等他们107年。

地方债务的产生与各个地方融资平台有很大关系，据我们在东西部地区一些地方的调查显示，有的县政府建立了好几个地方融资平台，建立一个城建投资公司，城建投资公司从银行贷款，贷款还不清黄掉；再建一个交通投资公司，如果再还不起就再破产，大量的风险累积在那里。

与财政风险相关联的金融风险也开始凸显。中国表现最好的两家银行——招商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最近刚刚被募集公司降低评级，从A级降低到B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地方政府导向型金融联系过于密切；二是新增贷款中60%以上都集中在房地产领域。这样一来，在募集公司A级信誉评价目录里，一家中国的银行都没有了，所以中国金融风险也在悄悄积累。

第五，资产调控的问题突出。

在2009年伊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房地产价格都出现较大的松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振兴房地产，中央政府做了两次政策的累加：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领域来讲是绝对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只是适度宽松的；二是财政部减免房地产行业大量的税收。

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拉动力量是出口，危机发生以后受到冲击最严重的部门也是出口。我的看法，中国民间如果愿意新增投资的话，主要投资方向应该等出口形势恢复以后进行扩大再生产。在出口形势没有得到恢复之前，在内需政策刚刚启动之际，人民银行大量的贷款就放出去了，这些贷款只能放在资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防止新的资产泡沫形成，要么不为所动，要么跟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松紧搭配，但财政部门却做了一个很宽松的政策搭配。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大家看到北京和上海又经历一轮房价的过山车。这一轮房价过山车之后，引发了两个效应：一是首都市民的财富效应。每一个有房子的首都市民，自己认为至少是200万元户；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效应。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所获得的财政收入远远低于经营土地所获得财政收入，这就给了地方政府另外一种导向型的激励。所以，政府和土地、财政和土地绑得越来越紧，消费和房子绑得越来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