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今年4月初就组织了一个拥有庞大阵容的写作班子，负责起草这次全会文件。这个文件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并没有提出很多新口号，但是它有许多东西需要琢磨和解读。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基本思维逻辑

从基本思维逻辑角度看，五中全会文件与历次全会文件思路有一些不同。

第一，最大的不同是前提假设有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隐含着的前提假设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一直处于黄金时期。历次全会文件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考虑我们的发展思路和可能有必要采取的重点举措。但这次金融危机使原来的外部条件假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全球化潮流可能会继续，但它的黄金期已经告一段落。“十二五”的关键就是要应对这样一个判断，特别看重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就是更多依靠我们本身经济成长的推动力，同时又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带来一个各位非常关心的问题，即要把中国社会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原来的中低收入者成长为中等收入者。扩大内需要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形成自己的支撑力，这种支撑力的形成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中国在整个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不能独善其身，但是我们要争取靠内需支撑的经济成长。

第二，五中全会文件重点关注三件事。

一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的定位。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期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我们的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应该是两句话：一是中国要继续保持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二是中国要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前列的国家。从数据上看，如果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大消费市场的话，我们现在占的比重是5.4%，而美国占到19%以上。经过测算，有一个相对乐观的估计：如果我们掌握的好，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有希望使这个份额迅速提升到15%—16%。那时，在所谓消费市场大国的世界排序上我国会居于第二。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提升消费市场份额要把握两个方面：一个是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让大家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另一个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应该让全社会成员更多的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更多低收入阶层成长为中等收入阶层。

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为标志，解决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问题，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独立主权相对完整的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对于发展的工业化追求是非常明确的。在建国之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应对迅速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站稳脚跟后迅速安排以“一五”为代表争取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工业体系的经济建设的全盘安排。“一五”的156项重点项目像布棋子一样，成长为自己的骨干企业和经济增长点。但是和工业配套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我们过去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没有明确。60年代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期间接近2千万人从城市里到乡村去了。改革开放以后，终于基本解决了上山下乡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看到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伴随着工业化以及我们改革开放改革体现的二次市场化、开放体现的国际化，再加上全世界带动力十足的新经济信息化或者高科技化，几股潮流合为一股，这是整个发展中间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在这个上面，城市化的模式就很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既然不可逆转，那怎样使它更合理，争取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发挥城市化的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这就是需要我们大家深入思考并努力解决好的问题。现在，决策层考虑五中全会文件时特别关心一个所谓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问题。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规模还在提升的特大城市。韩国的汉城有三千万人。墨西哥发展的不是太好，但墨西哥城也有两千万人以上。巴西的圣保罗也是一个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连片的甚至很大规模的类似于贫困窟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区。它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是中国要走好自己的路不能不考虑的。客观上，我们要找到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不要去突破它，同时又受到一个制约。在中国的发展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小城市工作机会少，很多学者也包括一些管理部门都希望推进小城市建设。像费孝通先生生前就曾经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中国应主要发展小城市。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首选目标是一线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在整个人口比例是下降的。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我们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注意治理好城市地，发展好城市群，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的网络化。

三是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中等收入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个陷阱，就是所谓在人均GDP3千美元以上到5千美元之间，如果处理的好这个经济体就会继续往前发展，如果处理不好这个经济体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特别典型的是拉美。拉美在前面几十年曾出现很好的发展势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4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它一蹶不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很大起色，这就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吸取类似的教训。拉美国家方面的教训有三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存在垄断因素。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后，经济政策出现民粹化倾向。就是看起来在某一段时间非常受到下层社会成员欢迎的类似于杀富济贫的手段。拉美的政治领导者在发展出现两极分化以后，简单套用美国的民主化模式。政治家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要争取选票，就要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在分配方面就可能做得很过分，采取了种种带有杀富济贫色彩的手段。三是出现了在民主化和军人政权两个极端的摆动。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导致真正在创业方面有一定贡献先富起来的人产生种种不满，他们合在一起，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军人政权以政变的形式使国家一下子从民主化走向军人统治。在军人统治下经济发展不错，但社会上留有大量的问题，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动荡和摇摆中间。

我们还要总结并吸取美国的教训。前些年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里曾经推行过一个取得更多民众拥护的措施，就是让大家都拥有住房，试图通过带有政策性支持的住房，化解在收入差距明显存在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房地美、房利美等大量提供次贷，不用抵押就能取得贷款住进房子。这样发展了若干年后，问题就出来了。以次贷为导火索一步一步推到雷曼兄弟倒闭，花旗银行、高盛陷入危机，美国不得不动用货币霸权来注资救市，一直到注资拯救实体经济的通用公司。这种教训我们也要注意总结、警醒。美国有我们不可比拟的货币霸权，他出了问题以后就开动印钞机，实际上就是提供一些电子符号，给那些企业经济和金融机构注资，让全世界来一块买单。因为全世界都把美元作为硬通货，美元的实际价值稀释实际上是全世界一起分担的。同时，因为别的货币还强大不到能够取代美元，欧元不行，日元也不行，美元在一段时间反而成为大家都追逐的安全性最高的信用资产。这种事情中国人学不来，所以我们特别警惕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处理不当的教训。

还有希腊的教训。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它的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希腊学不来美国，它要挽救不可持续的高福利制度，只有表示姿态：我要减赤字，我要压福利。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后来得到平息是靠德国出手。德国毕竟是欧洲里的带头大哥，希腊只占欧盟经济体总量的3%，德国经过反复思量愿意出一笔钱拉小兄弟一把。希腊不再继续恶化，就排除了很多人包括中国人都担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希腊倒了，没有人去救它，后面可能牵涉到西班牙，西班牙后面还可能牵涉到英国，等等。现在危险平息了，但教训要吸取。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均贫富的压力比较大，这就要求执政党高度理性，不能轻易简单的走极端，不能在某一些时候迎合短视的不够理性的要求，否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注意四个问题：一是要争取扩大就业。二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整合，不要让它零散化、碎片化。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要注重创造机会公平，合理调节收入。这里包括不同层次，黑色收入要坚决打击，灰色收入要加以规范，另外要保护合法收入。真正合理合法的收入，勤劳致富，通过自己的科技能力致富，通过自己的管理经验致富，等等，这些致富都是应该给以鼓励的。适当的再分配调节应该有柔性特点，不是简单地把收入抹平。四是引导社会情绪理性平和。作为执政党，要注意引导舆论导向。小平同志晚年特别关注这件事情，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所遇到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如果中国的收入分配处理不好，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就会被冲倒。小平同志把它放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看。在收入发展的判断上有一个不太乐观的说法，因为现在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十二五”期间不一定会得到根本改变，或者是非常重大的改变。如果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使收入差距过大的势头不再发展，能够控制它，或者使它略有回调，这就相当不错了。

第三，进一步强调改革。

首先，决策层现在有一种更鲜明的意识，就是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因为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渐进发展，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推进。应该说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每推进任何一项改革，马上就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这个既得利益是不能简单否定的。现在中国社会有各种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你能说哪个集团没有存在的道理，必须实现矛盾调和中的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要突出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公报里专门写到财税、资源型产品、金融等方面一系列的事项。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和设想到未来发展的重点，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只有强调改革，处理好改革事项，才可能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追求发展的前提保障是宏观经济运行要稳定。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周期的反周期操作，必然有种种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公报》里谈到，我们将面对诸多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一句新话，在以后会不断出现。

最后，在未来发展中应对那些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前提保障是经济运行不能出大事。我们的经济运行如果从眼下往前看，存在通胀预期。现在中央调控方面货币政策实际上在转向，开始抽紧，从屡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适当的抽紧来防范通胀的同时，又要警惕中国式的滞涨。有研究说，在中国划一个8%的线，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而物价高于8%则很难压下来，这时就是中国式的滞涨，那时我们的情况会非常棘手，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