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4）

第三个关键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怎样化解上述矛盾、风险呢？在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格外强调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最主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顺应中国矛盾凸显所带来的风险的化解。如果处理的好，矛盾凸显所带来的风险不再聚集、威胁甚至打断现代化进程的话，我们就可以渡过矛盾凸显期，争取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路越走越宽的情况下继续去接近“三步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战略构想，就可以提升中国人民的福祉，让大家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再继续简单粗放地发展，表面上还在增长，一旦后劲没了，以后的事情就成了难题。

在全局判断、化解风险之外，公报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明确重述了过去已经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整个国民收入中个人对应企业和国家所占的比重，另一个是在居民收入中要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要特别注意到，要使低端劳动者跟着我们的发展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部分中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说法，比如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过去均等化的提法上加上了体系建设。另外还有一处有新意的表述，是文件中明确提出的“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这个表述在过去的中央文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的解读是要在国强的同时让民更富。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的政策是富民政策，使原来社会底层的很多人迅速地富起来。如今，富民政策却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变成了发展过程中的一块短板。这主要还是人民收入虽然纵向比有了很大提升，但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公正性不足。从表层上看，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来迎合新的阶段上国家综合实力上升之后新一轮民求富的社会愿望。当然，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在中央强调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之后，各地政府在最低工资标准上做了一些规定，但是按照经济学上的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政府想提高多少，就能行之有效地提升上来，人为提的过高，超过临界点，会逼着企业用其他手段来提升产能，不再使用人力，千方百计地减少就业岗位。这样一来，政府简单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决策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发挥工会组织劳方和资方集体谈判来提高工资水平。这是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总结下来的机制性的作用。这样的机制带来了美国一些工会很能制约资方，但也带来了像美国汽车制造业走下坡路的窘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工资水平过高，竞争力下降。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不能感情用事，一方面并不是简单组织集体谈判就可以漫天要价，另一方面如果简单的让工会组织按独立性导向发展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

要真正解决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难度是相当大的，它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比如强化收入再分配。强化收入再分配主要是经济手段，并不是简单的将高收入硬砍下去。个人所得税应该进一步合理化。先富起来的人一般都有多处不动产，在保有环节应该适当增加一些可承受的压力。现在官方已经表态要在某些城市试行房产税。这是“十二五”规划在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和优化分配结构方面值得去看的一些要点。

还有一个新提出来的概念是包容性增长。从字面上讲，包容性增长主要是两点，一是参与，二是共享。参与就是有不同诉求的社会成员应该在一起有相互之间和谐、容忍、共存、共同参与的合作。共享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福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分享。总起来说，就是共和、合作、共享、协调的增长。这一概念同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的精神一脉相承，只不过是用了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表述。当然它也带来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