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及传播通道（3）

与农耕文明相对的，还有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这两种文明或多或少都带有侵略性。为什么？游牧文明是哪里的水草丰美就往哪里走，对他们来说就是马蹄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地方。海洋文明产生了此岸和彼岸的关系，此岸在这里，彼岸在哪里不太清楚，只要扬帆远航，彼岸就可能是新大陆，彼岸就可能是新的王国。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农耕文明，依靠着长江、黄河以及它们的支流认认真真地进行农耕生产。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必须聚族而居，因为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割，整个过程需要用很多道生产程序，如果不是聚族而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农民一般都不愿意远行，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游玩，甚至于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买卖，但是很难离开故土，感情难以割舍。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在外面待了多久，都说自己是客居。但是，农耕思维又产生了一整套其他的后果，无论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帝王将相都受到它的影响。

有人会说历史上成吉思汗有过远征，但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尚未问鼎中原，而是他的孙子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时期还没有纳入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范畴。成吉思汗身边有一个非常精通儒家学说的耶律楚材和一个非常精通道家学说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成吉思汗在遗嘱中留下了“不杀戮”三个字。

我在国外演讲的时候，就向外国人说：“我看过日本古代的文献，也看过古罗马、西班牙的文献，他们都有要征服世界的言词，而中国的文化浩如烟海，却没有一句要征服世界的话。”明朝万历年间，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在他出发之前，他身边的欧洲人按照他们观念认为明朝如此强盛迟早会来攻打欧洲的，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为这件事整整考察了三十年，在他临死前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指出，在结识了朝野各界的中国文人和官员后，发现他们压根没有想过要派军队去占领遥远的国土，他们不是装模作样地说我们不打，而是他们心中一点也不想打，之所以要组建如此庞大的军队，主要是中国人好面子，更多的是炫耀自己的威风。

第二，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极端这个特点其实也跟农耕文明有关。农民知道冬天冷，冷的极端是春天不冷了，知道夏天热，热的极端是秋天不热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循环论很难让农民变得极端。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边缘的人往往比较极端。如果农民保持一种极端思想，就很难进行农耕作业，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后来出现了以自然天道为基本的周易哲学，认为一切东西都是阴阳互补、祸福不一的结构。周易的八卦图正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原始图像，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庸之道没有立场，甚至是有点滑头主义。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的，如果很好地翻译成现代文字的话，所谓中庸之道是寻找两个极端之间的合适点和恰当点。所以孔子说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因为它把两个极端都涵盖在里边。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时候，不喜欢极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21世纪世界上有八个文明将会唱主角，其中的3个文明是主角中的主角——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就在大家尚在讨论这个观点的时候，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就打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就突显出中华文明能够延续的原因——我们不喜欢中东的极端主义，也不喜欢美国的单边主义，但是我们都能与之成为朋友。有人会认为这有点滑头，其实不是，当看到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祸害的时候，我们寻找中间立场，因为世界不是纯黑纯白组成的，中间的灰色地带才是主体，因此用中庸之道来解释世界不仅是古代也是现代中华文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