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沉浮录：民间社团与政府间的早期互动（3）

但章程同时规定，赞助社员（含团体赞助社员）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被选举权。“这就等于把这些‘大腕’排除在参与中国科学社要务之外，从而保证整个团体免受控制，保持了学会自身的独立性。”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范铁权评述道。

不仅是赞助社员，中国科学社在吸收普通社员问题上也极为慎重。由两位社员介绍，填写正式的入社志愿书，写明学位、学科、执业，然后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方可成为该社社员。社员一旦出了问题，两位介绍人难辞其咎。

“那时，一般的民间结社吸收会众，只要服从共同目标，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入会方式也很简单、低俗，如歃血为盟、发誓赌咒等。中国科学社吸收会员严格的考察方式，保持了队伍的纯洁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剑副教授分析道。

社员如此，理事的选举更是严格。一般由上年的年会推选专门的司选委员负责下次年会的理事选举，而章程专章规定了司选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可是，遵照严格程序选举的理事并非没有任何问题。起初章程中规定，理事会由7人组成，任期2年，连选连任。1917年修改章程，议决理事会由11人组成。1931年，理事增至15人。但理事似乎总是些“老面孔”，他们不仅当选的次数多，平均任期更是达到15年以上。

“这对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是有好处的，但同时没有新人参与领导，对于一个科学社团来说，很难认为是真正民主的体现。”张剑坦言。

独立的代价

作为民间组织的中国科学社，似乎从一开始就要面临资金匮乏的难题。

1922年，在发起成立科学社已有8个年头的时候，所有社员全年的常年费加起来仅有2000余元，而经年积欠已达数千。即使大名鼎鼎的胡适，申请成为永久社员，在需缴纳的100元永久社费中，两次仅缴40元，也欠下了60元的账。

对比英国皇家学会，在其成立初期，也曾面临经济上的困窘。但此后，工业、贸易、农业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皇家学会关注的重点。粗略计算，当时皇家学会差不多30%~60%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社会经济需要的影响。

寻求企业赞助，不失为一条“生路”。但以中国科学社仅有的研究所——生物研究所而言，除了采集标本，进行动植物资源调查外，并没有多少应用研究。

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少见的企业赞助科学的例子。中国科学社江宁县城文德立官房的房产，便是借了张謇写给大总统徐世昌和财政部长李思浩的信才取得的。1922年8月间，又是在张謇的赞助下，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得以在南通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