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沉浮录：民间社团与政府间的早期互动（5）

人脉与政府

无奈之下，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政府赞助。迫于日渐恶化的财政状况，1922年8月，在南通召开的第7次年会上，中国科学社设立董事会，专门负责基金募捐与管理。而董事们的目标就是寻求政府对于中国科学社的赞助。

在新组建的董事会中，既有实力派人物张謇，也有政坛、文化“双栖明星”梁启超、熊希龄；既有亦政亦教的严修、范源濂、蔡元培，也有专办教育的马相伯、胡敦复；还有未来政权的领袖人物汪精卫。果然，这一“新政”收到奇效。1923年1月，由董事会呈准国务会议批准，江苏省国库每月拨付2000元辅助社务。每月2000元的固定收入成为当时社里最大的款项。

紧接着在2月份，董事会又向国务院呈送了《本社请拨赔款关税上政府说贴并计划书》，策划寻求更大的资助。在这份呈文中，董事会要求政府从退还赔款和加抽的关税中拨出100万元，“作为补注学术团体开办研究所、博物馆之用”，并“另拨300万元，作为一部分基金，其不足之数，再由社会各方面筹集”。与这份资助相伴的是一份“庞大”的科研拓展计划，包括理化研究所计划、生物研究所计划以及博物馆

计划。可以料想的是，这份计划并未获得批准。

时隔数年，1927年12月5日，董事会向国民政府大学院请求100万的款项。大学院主持人蔡元培、杨铨积极行动，很快在国民会议上获得通过，12月29日即收到财政部拨付的公债券40万元，该项资金也成为了中国科学社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款项。

浙江行政学院软科学研究所的徐明华指出：“民间社团过分强调独立民主精神使它们往往为社会所不容，不问政治的清高使它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些缺点使得它们在争取政府、社会的支持方面受到了制约。”

“作为民间社团，借助董事的力量寻求政府较大数额的赞助，或是一种无奈之举。”张剑说。

徐明华指出，这正说明科学体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政治制度的保证，不能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建制，往往容易受到偶然的、来自科学体制外的力量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