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沉浮录：民间社团与政府间的早期互动（4）

从回国伊始，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层就发起了设立5万元的中银基金的募捐计划。为此，还专门由蔡元培等写了募捐启事。在蔡元培看来，要募集5万元基金轻而易举，他对社会上有能力者抱极大期望。从1918年底，任鸿隽即开始在广州、上海、南通、南京、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历访名人，进行募捐。然而到第二年4月，只得到1万多元的捐助。到1927年，过去了近10年时间，中银基金也才21975元，当初设定的5万元基金的目标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当时中国虽经过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但毕竟狼烟一片，加之中国向来没有民间资助科学的传统，这一结果应该算是不差的了。”张剑分析道。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胡先骕在《中国科学发达之展望》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至于中国社会，素不知提倡科学研究之重要。陈嘉庚先生以创办厦门大学，可谓前无古人，而竟因其个人商业失败，致大学亦岌岌乎不能维持……殊不知，科学发达，国力日增，国家之福亦即私人之福，甚且资助科学机关之研究，即能直接增加个人营业之收入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在纪念《科学》创刊9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科学社构想的中国科学体制，是像英美那样走独立于官方的“民办”道路，保持高度的自主性。科学家和科学活动高度分散在大学、企业和民间机构之中，通过中国科学社等权威学会组织凝聚科学家，依靠社会力量推动科学事业发展。

但中国并没有美国那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与其相偕的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中国科学社，从异国苗床上移栽到本国的土壤中，生长中遇到的直接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为国情所限，中国科学社这块蛋糕注定做不大。”樊洪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