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公共服务与伦理道德（2）

还有一个经济学家，年龄也大了，七十七岁了，他们叫吴老。吴老他也说，春节火车票不涨价，铁道部说不涨价，其实铁道部一直要涨价。为什么？很简单，我当铁道部长，不趁春节的时候挣点钱，什么时候挣钱？搞得我亏损。1998年就要把铁道部撤掉了，后来铁道部说我这儿有300亿亏损，你们要平仓没法平。总理说给你三年时间，你把它平仓，三年之后不知道他平没平仓。1998年是300亿，按道理应该撤掉的。铁道部虽然挣点钱，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现在又提速干嘛的，竞争又那么激烈，亏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他肯定要借这个机会挣点钱。然后搞个“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

春节火车票涨价是铁道部的一个一贯的思路，但是呢？这个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说你违法。有人跟他打官司，虽然打官司打错了。另外一些人有各种各样的道理，春节火车票涨价没道理。我曾经说过一个道理，春节的时候什么东西涨价，什么东西降价？降价的都是市场化水平比较高的，涨价的都是市场化水平不高的。超市买东西都降价的，还有打折的。垄断部门都是涨价的。火车票为什么涨价解决黄金档这个问题？很多技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铁道部还是没这个动力。但是吴敬琏没这么说，他说了一个今年“两会”开会的时候重头戏，一说他的知名度又提高了。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他说火车票不涨价不符合经济学规律，这是市场经济的精神。

你会看到，江平讲的是一个法制的精神，吴敬琏说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精神。茅于轼说国家要纳税，好多年前了，不是现在。有人就写文章反对他说，现在我们国家交了税，我们都没说话的权利，纳税人没有代表，我们不纳税。茅于轼说不行，你得纳税，不纳税，其他问题再说。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三个人实际上都跟苏格拉底一样，他们说的是用正确的道理来选择一项政策，而不是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做出政策选择。这实际上是个专业精神，从道德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原则。法院判决都做了，最后没法实施，不落实，那法院有什么用啊？没有法制精神，法制建设怎么搞？搞不起来的。

市场经济了，稀缺物品就得涨价，不涨价就会有黑市，等着吧。警察天天抓黄牛党，天天抓他们去。你要买票必须是黑市，没有黑市你肯定找关系，会导致腐败。火车票不涨价肯定不可能，除非你增加供给，增加不了供给，低价格肯定有黑市的。这是经济学家的道理。从纳税的情况来讲是一样，国家的税收总是有严肃性的，飞机国家有税不用纳，那怎么办？他们是从应该的角度看问题，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做其他的事情。

国内经济学家有段时间讲，腐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他们做了很多论证。当然，他们后来分析说只要是有价格的腐败都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有人也以此来分析，药监局腐败一个批文，一千块钱，一万块钱，一千万，搞得中国的医药发展特别快。虽然药品市场比较混乱，但最近十多年，中国的制药业发展应该说从来没有过的。包括海关也是一样，海关腐败的地方一般经济都发展比较快，许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我们说，即使是那样，你也不能说去选择腐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类似的事情体现了一个伦理精神、伦理原则和现实社会的冲突。现实社会是有冲突的，重庆钉子户最后不是法制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是是《物权法》的胜利，很难说。仔细分析起来，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要营造《物权法》的气氛，营造十七大的气氛，包括国外媒体的那种容忍度和开放性，也包括事情本身的戏剧性。中间有个舞台，边上正好看，拍的照片都特别具有象征意义。而且那个人好象是练过武的，很厉害的一个人，要拆也不容易，他跟你玩命你打不过他。很多事情凑在一起，最后化舆论为金钱，挣了好多钱。

第三点，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思考问题，伦理思考的一个秩序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当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时候，这是“9•11”经常辩论的伦理问题，这个飞机我们要不要把它击落。更平常的一个选择就是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时候，机长和飞机上的人要不要跟他搏斗，这是很直接的选择。后来我们说刚开始主张搏斗，但后来发现一搏斗，飞机掉了，人死了，很不好。所以，后来我们不主张搏斗了，你要劫机就劫吧，你要劫到韩国我去，劫台北我去。国际上惩罚劫机犯主要是在劫机犯下了飞机以后对他进行处罚，而不是在飞机上对他进行处罚，这是一个策略上的考虑。但是，现在不行了，“9•11”以后又改变一个观念了，如果你不跟他斗争、作战，他开着飞机撞中南海去了，他开着飞机撞世贸大厦去了，开着飞机撞白宫去了，撞五角大楼去了。存在进一步伤害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地面部队、导弹部队要不要把它击落？

去年去美国的时候，他们放了一系列的节目，当时正好是“9•11”的几周年的纪念。根据当时大量的资料证明，布什当时完全有时间把那架飞机击落，击落下来，世贸大厦就没事了。关键就在于，如果把它击落了，现在看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看，你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怎么知道那架飞机就会撞世贸大厦呢？快要撞上那一刹那击落就没用了，它已经飞过去了。这个时候，结果是正确，更多的人会讲，你的伦理责任在哪儿？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引出一个普遍性的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的责任。当一个歹徒试图对你行凶的时候，你把钱包给他，放弃抵抗还是上去就跟他搏斗？这是你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关系。过去我们主张跟坏蛋做搏斗，现在我们认为你是可以做选择的。但是，作为一个公共伦理责任，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选择者，我们怎么做选择？一般来讲，我们会倾向于选择责任最小，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做出一个积极的责任选择，你会发现你损失的是别人的利益。

所以，一般来讲，“9•11”以后飞机一旦被恐怖分子劫持，我们要把它击落的话，要做出这个抉择也是非常困难的。从伦理上来讲，很难支持这点。大家一直说，应该把它击落，尤其是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但是你反思回去，作为一个公共管理的职责，你要做出这个抉择是很困难的。你只要做出这个抉择，基本上是冒自己的风险，而且把别人的风险也冒进去。

第二个，我们有一个例子，政府控制信息。现在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什么叫制度上解决？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律法规都要求各级官员实时发布信息，向上级发布信息。而且有多大事情的时候，直接向社会发布信息，你不要考虑了。我们的伦理选择原则已经转变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制度原则。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有这个选择，我要不要把这个消息直接上报给上级。我们这个体制，真正理解你就知道，下级为上级分忧是很正常的事情。科长为处长把关，处长为局长把关，局长为部长把关，局长为市长把关，都那样的。这块地是你的一亩三分地，你自己不保护好，尽可能自己的范围内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你要是有问题呢？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不倾向于给上级报什么坏消息，让他感觉到好象到处四面楚歌，一般会报一些好消息给他。

不用说下级对上级了，连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都那样。你出远门，在北京，打电话到老家，父母明明在生病，你说身体好吗？老头在说身体挺好的。中国人进过长期的那种文化熏陶积攒下来的一个伦理的东西，就是说你要把难题留给自己，要把一些好听的东西，好消息告诉给别人。

我要不要如实公布信息，一直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我如果把它做一个制度，老百姓有知情权，上级有知情权，那就好办了，跟你责任没关系了。而且公共伦理里面还有一个原则，只要公共问题严重的地方，公共资源肯定是多了，而不是说处理责任的问题。所以，林业局肯定说沙尘暴来得越多越好，为什么？沙尘暴不来，他没钱了，就要减编了。沙尘暴来得多了，他就有钱了，就种树去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古代也是一样，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冲突，就不细说了。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理论来辩护这些观点。最简单的就是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