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公共服务与伦理道德（5）

这些实际上都意味着我们自然的一种心理，我们每个人总是有良心，一直在追问什么事是正确的。我们要行善，不要做恶，什么样的东西是自然倾向。我们很多东西有自然倾向，保护生命是自然的倾向。我自然而然、本能地做一些行为基本上是正确的，保护我们生命是正确的，种族繁衍也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生命伦理的一个论证，这不是我的观点。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到发达的社会，我们生活得快乐一点，全国人民都想到北京来住，这也是正确的。中国人都想跑到美国去住，移民美国，现在不移了，现在去美国、去加拿大、去英国的人都想回来了。拿着国外护照、回流工作的人特别多，跟当年的台湾、香港一样。但是，你要生活在比较发达的社会里，这种自然的倾向肯定是正确的。现在到北京来的人少了，到我老家浙江去的人多了，浙江一个县大约四五十万人，现在有些县外地人口就有一百万。好多县的财政收入一个县就六十亿、一百亿，跟我们北京的郊区县差不多了。而且有些县一年财政收入增长二十亿，他们到处都有工厂，很多工厂都发展起来了。

所以，由此可以反思我们的一些医疗政策，也可以反思我们的计划生育的政策，要不要找出一些比较合理的人口理论。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是符合我们合理的倾向、自然的倾向。这种自然的倾向，你多要孩子，有人不要孩子，那好办，我们大多数已经不要孩子了。在城市里面，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没生孩子，或者说只生一个孩子。我去台湾，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孩子是哪儿的人生的？是菲律宾人和越南人生的，也就是五分之一的台湾女孩是不生孩子的，五分之一的台湾男孩要从菲律宾、越南进口新娘。新娘进口已经成规模了。大陆新娘因为政策限制，不让我们过去，我们过去的人比较少。但是菲律宾、越南，马路柱子上都写着广告，越南新娘多少钱一位，不满意包退什么的，到处是这样的广告，报纸上也有，电视上也有。她们都不会说国语，不会说中国话，这是他们自然的倾向。

所以，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人口数量下降，而我们现在还在控制人口，而我们控制人口的最好的地方恰恰是进口人口最多的地方。不说大城市，我们就说江苏、浙江、广东那几个省。那几个省恰恰是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方，是就业机会最多的地方。西部地区人口比较稀少，基本上没什么就业机会。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另外一些学者的另类人口理论，说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理论和我们计划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理论完全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理论是违反自然的倾向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理论是符合人的自然的倾向。就是以人的自然倾向来设计一些计划生育的政策，可能给我们未来的人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道义基础、道德基础。我们总觉得人口太多了，没办法。我们过去说吃不饱，现在我们还控制。现在我们不是吃不饱，我们现在都要减肥了，还在控制人口。我们现在粮食概念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是草坪种粮食都吃不饱，现在一亩地生产力如果是高科技投入不知道增长多少倍。我们过去只有一季种蔬菜，现在四季都有蔬菜，生产力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个工业化农业，不是一个传统社会以土地面积来衡量，而是根据你的投资产出、科技含量多少，投入量多少，资金投入量多少，知识投入量多少，来看你的农业产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农业产量，还是传统意义上以土地面积来计算农业产量，完全是两个概念。

还有其他一些原则，比如社会总体性的原则。总体性原则就是为了牺牲，为了整个生命可以节支，当然有些不能做，有些可以做。比如我们一些公共服务方面，有没有可能为了城市规划牺牲局部的利益？当然有一些过程。像欧洲的乡村特别美。我们现在郊游，到北京的郊区看看，比以前漂亮多了。为什么？因为市长说北京郊区要种花。所以，春天花特别多，山上到处都有花，有些原来是没花的，现在到处都是花。原来叶子都是没颜色的，现在一到秋天，都是几百公里全是彩色的叶子，黄色的，红色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们北京郊区跟欧洲的郊区比，还是没法比。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规划。欧洲是花了三五十年时间，战后一直在规划，这条路应该怎么设计，路的那边什么时间种什么庄稼，都规划好了。这个规划我们可能是一夜之间规划，他们是规划了大约三五十年。有些地方到最近几年才完成。所以，整个欧洲全是花园。那个花园哪怕那块地是你的，大家可以协商，协商完了之后那块地方就变成花园了，相当于花园式的农业。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

包括公共服务，实际上也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碎片化的服务。在伦理意义上有一个总体性的原则，但是手段再说。就是它有一个目的，我们从总体上来发展。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任何东西是个双刃剑，但是伦理上我们一般会不说双刃剑，会说任何坏的结果都不能为好的作用进行好的辩护，都不能。所以我们说动机好，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免责。好的效果和坏的效果，他负责任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药品在公共伦理责任上肯定是宁可没有好的效果，也要控制坏的效果，这是公共伦理。公共伦理的结果就是什么意思？你交给政府做这事，肯定是新药出来特别慢。我记得过去曾经有一个讨论，说医生跟病人商量，哥们，你看这病基本上你都已经快糊涂了，现在还清醒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个药一用50%的人死，50%的人活，看你用不用了。用不用？医生告诉你，你说用不用？然后你自己手哆哆嗦嗦，还有点清楚，写下说，喝吧，死了就死了。但如果这个药50%的死亡率，50%的治疗率，交给政府来审批，这个药绝对不会出来。为什么？你批了这个药麻烦了，这是什么药？这是杀人药。但是不吃这个药这个人也是死了。从专业角度讲，应该让这种药快点出来。但是所有的国家药检方面都是从严把关，一定要让药是比较可靠的、保险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定要搞清楚有什么副作用等等，副作用尽可能最小化，而且是可控的。比如像青霉素有可能过敏，国家批的时候，青霉素用还是不用，不用死了，用容易过敏，过敏就死，但过敏的比例比较低。所以，它一定要让你开发出一种适用的，可以随便用的，先试一下。过敏了，马上打另外一种药，打血清，然后让你活过来，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冒然把那针青霉素直接打进去，打进去就死了。它也是一个公共责任的伦理。双刃剑的东西对于政府的公共伦理来讲，一般来讲，尽可能去控制它的副作用，而不会为了积极的作用不顾副作用。副作用伦理上来讲是一样重要。所以，公共服务你会发现基本上是实施无过错的原则，有成果没问题，升官，但是有问题，立即就完蛋。

你可以看，私营企业无所谓，我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公共的投资公司，我找一个人给我炒股，你炒得不好，立即就走。不要告诉我说前天是挣的，今天不挣了我就让你走，我还功过相抵，能不能让我用功劳来抵一抵过？没有，没有这个机会了。政府的公共领域的责任基本上都是有过错就问责，而且有时候无过错也有责任。那种责任就是民主的政治责任，无过错的民主责备就是你干得好好的，没什么过错，什么都挺好的，但是老百姓一投票你下来了，就下来吧。当年的丘吉尔就很生气，世界大战是我打赢的，但是等我打赢了再选举，英国人民把我抛弃了。当然，英国人民抛弃他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适合打仗，如果让他再制订和平时期的政策，他肯定是个好战分子。他肯定不是冷战，要热战了，要打起来了，他绝对不会妥协的。丘吉尔这个人就是喜欢作战，在英国历史上，像撒切尔那样善于作战。撒切尔是和阿根廷打了一仗，跟我们也差点打。在香港问题上她也很强硬的，但我们比她还硬。你要打我们，打打看，实在不行，我把香港的水给切断，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们比她还硬，她才让步。丘吉尔后来不当首相了，写书，写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变成一个作家了，还挺好。

公共领域实行的是一个有过错就问责的机制，这跟平时我们个人说我交了学费了一个道理。什么叫交学费？这次炒股输了，交了学费了。开车不小心，把自己的车撞坏了，修车去，交了学费了。你自己可以交自己的学费，不可能交别人的学费，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美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政府官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制订政策都有底线的伦理和论证,是正确的道德上的标准、道德上的理。，但是有一点，它是纯粹出于美德，跟个人的品德有关系，跟个人的行为有关系。我们说人是善良的，人是富有同情心的、诚实的、很尊重人的，没有什么架子。很多领导人一出来，很多文章都会说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还有点节约，是美德。但美德在特定的场合未必是一件好事。举一个例子，你拿一件新衬衣和一件旧衬衣，跑到酒店里面去洗，洗旧衬衣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洗新衬衣的成本。新衬衣一洗就完了，旧衬衣洗得干干净净，还要给它弄平了。一件西服两三千块钱买过来的，然后你一钩钩一补丁，大政治家、皇帝级的人物，穿一件破西服像什么样子？我们老百姓自己缝缝补补就完了，三分钟的事，五分钟顶多了。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非得穿这件破西服你说怎么办？那我就马上找上海最好的裁缝给他补好，而且是织补，用最先进的工艺把这件破损的西服给他补起来。补这个补丁的成本远远高于去做一件西服的成本。你可以看出来，在特定场合里面的美德实际上是高成本的，不是低成本的。成本远远高于正常的。

所以，我们说在公共伦理上，实际上美德并不值得提倡。但是，对政治家来讲，美德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是喜欢节约的，老百姓是会穿破衣服的，如果你不穿破衣服，不节约，老百姓不跟你一条心。你口碑不好，会丢掉很多选票，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公共服务来讲，总是会强调各种各样美德的东西，不会因为美德在特定的场合会导致高成本就不讲。

但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里面，我们会强调节约。我们现在医疗服务里面越来越美国化。最近卫生部有一个数据，我看了一下，好象是说我们的医疗成本里面有一部分检查成本正在逐年上升，每年大约上升10%，那说明什么？我们大部分的医疗支出在用于昂贵的检查费用，而不是用于治疗。当然我们说没检查，不可能有治疗，这是对的。过去我们望闻问切不花钱，眼睛看一下，鼻子闻一下，手掐一下，基本知道你什么病了。现在谁敢呢？眼睛看一下知道什么病，给你对症下药，不可能了。现在医生眼睛看了说挺好的，然后给你查一查，挺好的，某个东西有问题我再给你治疗，否则他承担不了责任。而且他不相信别人检查，他只相信自己的检查。科学上来讲，检查越彻底越可能对证，否则治疗错了有责任，没检查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一件事情上有可能有好几个美德，一个是负责任，我尽可能找出错的，另外一个是我要节约，不同的美德是有冲突的。

还有一些伦理，比如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政策，基本上是面向穷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条叫做公共服务，有一条叫做民生问题。他们说这两个问题怎么处理？我说这好办。民生问题有特定的目标人群，主要针对低收入人群。公共服务面向所有的人。所谓公共服务，开放性的，对所有的人，面向具体的目标人群的具体问题。民生的“民”是谁啊？老百姓。民生根据古代的理解，就是一个社会里面生活很困难、生计无着落、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米在哪儿的这帮人，看病生病不知道上哪儿看医生，一进医院不知道怎么掏钱，一掏钱医生说你走吧，或者简单给你包扎包扎，你走吧，或者医生给他看病，别指望从他身上要钱，不可能的。对这些人，如何从道德上去证明，我们过去道德上很难证明。有没有新的理论和道德来支持这个观点？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哲学家就发明了一种道德理论、伦理理论，就是在原初状态找到一个自然的义务，什么义务呢？就是一个正义。一个社会怎么是正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伤害或者不损害其他人，而且遵守诺言，而且遇到危险你去帮助他。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说，这是我们自然义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努力程度都是不知道的，有些人努力，但是天性如此，有些人喜欢学习，天性如此，有些人会经营，天性如此，有些人喜欢劳动，有些人就懒，一根懒筋在里面没抽掉。这个上帝并不是说公平的分配的，所以，我们说你是成功的，虽然是你努力的结果，受苦了，辛苦了，但是对不起，也要分出一点来，帮助帮助这些人。因为你也有可能回到零的起点，你也有可能是那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帮助社会里面最差的那些人。另外，帮助社会里面最差的那些人生活得到改善，整个社会福利也得到改善。有这么一个理论来证明。因为民生问题的政策使得他们能够得到起码的帮助，在道德上是他们的基本权利的问题，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伦理理论跟我们的政策选择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跟我们公共服务的一些选择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社会里面，我们最后都会走向从理论的原则走向实践的伦理。对我们国家来讲，任何一个人你会发现我们虽然讲很多道理，大道理好象都懂，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仔细去推敲哪些是更好的理论，哪些是不好的理论。我们中国传统有很多伦理道德的原则，而且很强，也在指导古代的政策。

我们喜欢用伦理道德思考问题，往往是从实践角度来思考的。所以，使得我们很多政策，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有没有可能从伦理上进行证明？这个工作还是相对来讲做得很少。包括台湾的，我们要统一台湾，好象就一个政策，论证比较简单。但是台湾人，台北大学、台湾大学的那帮学者天天在论证，伦理论证，法理论证，现在又抛出一个第二共和国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如何在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政策领域里面，包括公务员的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行为准则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伦理证明，同时又跟我们实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学会从对和错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报告人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报告时间：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