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公共服务与伦理道德（3）

伦理思考的基本秩序

我们下面讲一些伦理思考的基本秩序。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实际上意味着这类的推理过程：一，我们在特定的场合应该怎么做，是个行政性的或者操作性的问题，你做一个具体的负责的人，在当时应该具体怎么做，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在里面，比如说我们“911”这个事，具体的选择很难。有两种选择，一种击落，一种不击落，在规则意义上，你击落会怎么样，不击落会怎么样，最后自然而然会选择出一组规则。这组规则就是不会击落任何飞机的，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这个信息。

有人就说，罗斯福当年知道日本要攻打珍珠港，但是从道德伦理原则来讲，你一定要告诉珍珠港的部队，要它做好准备。但罗斯福说，当时为了拯救欧洲，所以，他宁可牺牲整个珍珠港的部队，让日本打它。打完了以后，罗斯福回过头来，第二天马上就向日本宣战，向日本宣战等于是救了欧洲了。日本就不会再从苏联的东线进攻了，它只会南下。所有的部队就会在太平洋战场了，顶多再去打英国战场，所以说它是个阴谋。但是现有的资料不能证明这一点。而且当时虽然有攻打珍珠港的信息，但是情报占里面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你很难区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说一句话，一万个人预言，所有的结果都能够预言得到。但是你不可能一个人说了这句话，就去备战，不可能的。所以，他要做这个决策。

具体的抉择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择，而这个可能性会以为一个什么规则出来？第一，我们征询过程的原则不跟恐怖分子做斗争。第二个原则不会让他随便来。那么，我们有没有第三种规则？现在又回过头来，有个第三者规则，什么第三者规则？航空公司专门聘请保安人员在飞机上坐着，或者飞机上至少有一个，以前都是空姐，现在至少有一个男的，也就是空哥了。所谓的空哥跟空姐不一样。空姐主要是服务，空哥在登机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格斗训练，是个安全训练，他的工资也要高，而且冒的风险也大，他知道怎么处置。在短时间里，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以制服劫机犯，是没有问题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规则的创新。我第一个规则是反抗，另外一个规则听之任之，创新一个规则来解决具体操作上的一些难题，慢慢就形成一些原则。

这个规则凭什么是正确的呢？你做的这个选择，把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交给一个保安去实施，凭什么这个伦理上是正确的呢？很多理论来探讨。一个理论是功利主义的。我们经常辩论这个理论是功利主义的。比如1978年，邓小平到全世界一走，回来他特别触目惊心。包括当时的华国锋到罗马尼亚一走，他们的工业真发达，我们很差。到亚洲看看，看东南亚的国家都比我们发展快，所以，感觉那个反差特别大。我们自己都感觉到，八十年代，你要去美国、英国溜达一圈，真是到了天堂了。现在我们出国没有这个感觉了，但是二十年以前，八十年代，这种出国的感觉非常触目惊心。我们为了买一个电视回来，就开会出去，把会议补助搁在兜里，然后自己带着方便面，弄一包榨菜，然后就着方便面，弄点饼干就吃几天，拉回来一台彩电。很多小孩子八十年代出国，一出国就住进一居室、两居室的房子，然后还有空调、冰箱。他说他一夜之间，坐着飞机，获得了他的父母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现在二十四小时热水无所谓，当时国外都是二十四小时热水的，直接打开能喝的，喝可乐都是当饮料一样。我们当时喝可乐都是当年的奢侈品。

社会主义肯定不是贫穷，肯定要变换方法。变换什么方法？那就搞市场经济。所以，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发展就是硬道理。什么叫发展？就是功利主义。它的一个很强烈的伦理基础就是很功利主义的，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发展就是好的。它是目的论，结果很重要，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准则。当时，我们发展的政策变化，以这么强烈的一个理由来进行伦理上的论证，当前我们公共服务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咱们现在的公共服务都是基础，我们过去是赶英超美，科技部要做世界一流的科技，教育部要创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卫生部没有明确其目的，但我估计也是要世界一流的肿瘤治疗技术，或者什么心脏移植填补了国内空白，在世界上都是先进水平，等等，都有口号的。有这些口号你会发现我们国家把大量的资源用之于一小部分人的优质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老百姓的基本服务上。现在我们政策转变，就过去的以城市为核心的搞“高、精、尖”的公共服务，现在转为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兜底的或者保障性的基本的公共服务。这需要一个理论的转变。

还有一种理论是行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目的，还有一种是行为。他认为每个个案都是独一无二的，道德规则只是行为的指南，而不是绝对的准则。所以，对他们来讲，实际上手段是无关紧要的，只要目的正确就行。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为不正确的手段进行辩护。目前这个理论已经越来越失去市场。我们最近辍学率比较高，国际上已经引起关注了，我们现在大约有1.16亿人，只能认1500个字以下，基本上不能正常阅读，可能在北京大街上看那个标牌都看不明白，走到街心上面就会迷路的人，有1.16亿。最近几年涨了好几百万，主要是哪些人呢？主要很多人小学刚毕业，基本就不读初中，然后就去打工了。十五六岁就出来打工了，非常非常多，尤其像福建那些地方的农村。还有很多人大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工作，495万，其中一二百万能找到工作就很好了。好大学能找到工作，穷人说你读什么书啊，小学毕业到初中，初中毕业。

然后，一些地方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不读书的人，像福建最典型的典型就是赖昌星，现在在加拿大呢，我们要把他引渡过来，他也就是小学毕业，字都不认识。在现在一看，搞房地产干什么的一大堆大老板，那些大老板他认字吗？他不认字，知道那个图画。汽车也不认字，但是认得清楚汽车上的标志。所以，引起了很多非常不好的示范。

对一个国家来讲，全世界总结中国经验，二十多年发展那么快，印度发展慢，一个原因就是印度的文盲率特别高。我们的识字率大约是90%以上，现在有1.16亿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识字，整个经济增长后劲很不足。以后文盲人口，连简单的机械劳动都不会，出行都很不方便。就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我们国家出台一个规定控制辍学率，而且进行考核，不行怎么样，有这么一条规定。现在有些地方规定，考核不合格，人要出来打工，不给你发劳务证，就没法出来打工；要开车有驾驶证，驾驶证不发给你；要结婚我不给你发结婚证。哪怕这个人二十多岁了，多加点钱，跑一个学校里面培训培训，培训完了认了1500个字，考试合格，给你发一个初中职业文凭。有这样的现象，我已经了解到一些。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把资料找来，给我看。包括福建电视台，好多给我看。这个是不是正当的。我们往往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包括我们强制提供义务教育，或通过强制进行基本的治疗。强制进行婚检。

行为功利主义认为，只要结果好，就是有正当性的。但是从规则的功利主义来讲，规则是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时候，这个规则是正常的。它有一个例外，什么叫例外？例外就是说我们不许偷盗是普遍的行为规则，但是有一个权衡的规则，如果你肚子饿了，偷一点，问题也不大。公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他都无家可归了，在桥底下支一个棚子，你说不行吧？可以，让他睡一觉就睡一觉。旁边有水龙头，按道理来讲不能随便有人用水的，但是有人口渴了，他冒着拉肚子的风险喝一点就喝一点吧。我们的公园主要职能是种草，不能种南瓜西瓜，但是有个人肚子饿了，就想种点南瓜西瓜，没有地种怎么办？我们国家现在是不可能开放公园让穷人到哪儿种点什么南瓜、丝瓜的，只允许自己的小花园种点南瓜丝瓜，但是国际组织正在创造这种方法，城市公园如果可能的话，有一些穷人去种点南瓜丝瓜也未尝不可，也不见得会破坏风景，非得种草。我们文革的时候还种麦子呢，在北大的校园里种麦子不种草，那会儿肚子饿，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有人饿肚子，吃不饱，那怎么办？他不愿意要政府的低保。

以此延伸，同样的逻辑会证明很多人没有工作怎么办？摆个水果摊可以吧，卖个烤红薯可以吧，推一个自行车卖个北京的糖葫芦可以吧，或者我弄个数码相机摆摊，你来给你照一张，十分钟给你照完洗出来，十块钱一张可以吧？普遍原则，公共资源总是有公共的使用目的的，但是实际上一个例外的规则就是很多公共资源如果配置给穷人的话，实际上不见得一定要用商业化的模式来做，包括公园也完全可以通过非商业化的模式配置给穷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变化。从规则的功利主义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例外。这个例外的政策在多大意义上是正当的。

我们现在廉租房的政策和经济适用房政策，作为一个规则出现，不是作为一个例外出现。作为一个规则出现什么意思？它有一定的目标人群。所以，我们制订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它跟公务员联系在一起，也不要跟拆迁房联系在一起。跟拆迁房联系在一起，要不要具体制订一个政策。如果公务员和国家机关分房子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公务员的工资机构改革问题，不是一个住房制度改革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些地方盖了，老百姓告了，经济适用房给谁买走了？机关买走了，道德上的就失去正当性了。政府最后盖了经济适用房，住的都是官员、公务员。实际上公务员低工资条件下给他盖的一些房子，不是经济适用房，还是相当于过去的单位福利房的性质。现在那么高的房价，公务员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好歹努力那么多年，你让他日子过得很苦是不可能的。这是从道理上去讲。

廉租房基本上是一个例外的政策，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规则的政策又是怎么样？香港基本上是做规则的政策。三分之一的人住在廉租房里面。我们公积金相当于规则的政策。所有的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来交公积金，单位交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最后所得收益是免税的。而且还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它是作为一个规则来做。

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义务理论。学者康德很有名，大家都知道，他只有一个善，这个善不见得结果一定好，但是它本身是好的。上次他们要做节目，说你有什么道理支持摆摊，我是支持小摊贩在马路上摆摊，我也不反对管理，也不反对政府帮助他们。他说有什么道理？我说最强的道理，他摆摊生存、劳动挣钱是他的基本权利，不用商量，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们过去社会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意思呢？农村里面有些农民伯伯马路边上有块小地，种一棵南瓜，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而且还要交税。你种一棵南瓜一年要交五块钱。你可能南瓜不见得长，但你种一棵就要交钱，就好象现在税务局讲，你马路边摆摊我要征税一回事。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是它的权利，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判断，如果有人有权利，那我们有义务帮助他实现，有义务帮助他实现他的权利。

什么意思呢？有权利的人本身是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我们国家公共服务里面政策说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把它当做目的，而不是当做工具。人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就做吧。我们过去讲人力资源，现在专门有一门课程叫人力资源课，还有人力资本。把人当做资本，这都是经济学的概念。实际上把人当资源的时候，人是不值钱的。一个月多少工资就多少工资，人只是当做活命，人也是不值钱的，顶多值生活费。比如一个人死了，补偿多少钱？过去抚养费，抚养了18年总额花多少钱，这个人值多少钱。我们过去刑事政策曾经说一个人偷盗两万块钱，基本上相当于谋财害命。过去规定的两万块钱就可以判死刑了，现在不一样，现在赔偿额都已经高了，煤矿赔偿额大约是二三十万，有些人已经五六十万。像美国稍稍有点伤害，一赔都赔几百万、上千万。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衡量完全不是从吃多少就值多少钱，也不是在什么岗位挣多少钱，它是从人本身的政策来衡量。所以，一下子让我们整个从不尊重人的政策走向尊重人的政策。而公共服务实际上也是从过去以服务本身的质量为本，走向更多的从服务本身、为人服务这个角度去看，以人为本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