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一把手罕见集体调整（2）

银行改革凌烟阁

谢幕与上场的人物，大多在国有银行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监管部门上任的两位新主席均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尚福林在证监会期间也为配合大行A股上市做出贡献，因此，此轮人事变动被认为是对银行改革的最大肯定。2003年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并非第一次，但是迄今最成功的一次。

早在1999年，央行决定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从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财政部发行国债向商业银行注资，是为第一次银行改革。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和央行副行长的刘明康都参与了有关方案设计。但这次改革根基未牢：除个别银行外，没有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资产分类办法，银行对贷款的分类仍停留在过去以期限为主的死板管理上，财政部发债的象征性注资，银行内部机制未配以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外部缺少改制上市的系统要求，到2000年，四大行的不良资产率再次大幅上升。

“第一轮剥离，国家通过票据置换注资之后，财政依然在挂账，包袱至今尚未完全消解。当时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尚未启动，出资人还没有到位，银行没有取到真经。”刘明康日后对《新世纪》回忆说。

2003年重启的银行改革显示了整体的方案性设计和强劲的执行力，被认为是本届政府最为成功的改革。主动汲取过往的教训，建行、工行、中行及大部分股份制银行自2000年在未有主管部门强制性要求下，主动采用了以风险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并在全行辅以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基本理念的培训和转变，从内在肌理向现代银行转变。到2003年初，央行向国务院提出新一轮改革方案，提出用外汇储备注资、用市场化办法剥离不良资产、重建法人治理结构，借上市“蜕层皮”来倒逼改革。

银行改革期间，四大行发现并严厉处理了不少大案要案，从中银香港时期的刘金宝案、建行的张恩照案、到工行南海分行案、中行开平支行案、农行葫芦岛分行案等。这次改革不仅是做了彻底的财务重组，改革也给银行“洗了个大澡”。

改制上市则由中国银行下属的中银香港在2002年先行试水，在香港上市。刘明康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2003年４月，银监会正式成立，刘明康出任了第一任主席。“五一”期间，他召集下属到当时还位于北京工体西路1号的办公室开会，称银行改革路线图已明，“未来将值得记录”。

2003年底，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正式启幕，在央行和银监会的共同努力下，四大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引入战投、经全球路演在国内、国际同时上市。

建行在外界尚对中国银行业充满怀疑的气氛、内部则爆发了张恩照案、花旗撤出战投的恶劣环境下，原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带领建行完成第一家港股上市。

项俊波则完成了国有银行改革收官之作。农行资产质量最差、“三农”业务的使命和战略不清，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后一家完成股改上市。项俊波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空降，对农行进行了一番内部整顿，成立“三农”事业部，“三农”业务在上市路演中变成了中国城镇化最大受益者的亮点，在市况低迷、资本市场时间窗口已然缩小的环境下，终于完成“A＋H”两地上市，虽然融资额比原来预计缩水了三分之一。

对国家而言，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共同付出了近2万亿元财务重组的成本，但上市后资产变活，市值一度暴涨，年年高达45％的分红，在账面上收回了原始注资，还通过上市后的资本溢价和分红制度，除农行因上市较晚，共管账户还没有还清外，其他几行剥离不良资产的成本均已消化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