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思考

摘要：中国传统城市和乡村注重天人合一，既创造具有良好功能的物质环境养人，也创造富有心理情感和文化品质的精神环境育人。60年来，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但现代建筑文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全球化、工业化、科技化时代，时代性是出发点，民族化是归宿，建筑多元化是城市发展的总趋势；群众的环保意识和行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力量，群众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主体。

编者按：6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一个转瞬，但中国人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短短60年间就使中国迈进到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快速期。

经济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的交流、影响和选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建设中，需吸收、消化中西古今一切优秀规划和建筑思想，并进行新的创造。这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更为关注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的学者们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集中研究，撰写成《中国城市发展史》一书。本刊编辑齐澧就其中“人与自然”相关问题采访了该书首席作者傅崇兰研究员。

一

问：读了《中国城市发展史》，发现你们把“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城市、居住区、建筑、广场活动场所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这是为什么？

答：我先说明两点：第一点，“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本书主线之一，我们也非常重视城市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的密不可分。第二点，我对你采访的回答是《中国城市发展史》小组五个人合作研究的成果，特别包括白晨曦、曹文明等青年专家学者的观点。

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夏商周时期城市兴起开始，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后又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扩展，逐渐形成了56个民族的城市经济、文化和建筑风格、民居形式。中国城市史蕴涵着无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自然科学的奥秘，产生过国家统一和分裂过程中的60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县城，其中许多县城镇都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现在全国有108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600多座城市和两万多座建制镇。

人类从自然界中诞生，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自诞生时起，对自然的认识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敬畏和顺应自然。《史记》记载黄帝曾多次祭祀天地，谓“封禅”。从中华“人文始祖”崇拜天地起，自然崇拜文化就扎根于华夏祖先的生产和生活了。二是利用和改造自然。在中国，大禹治水的传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

古代产生的中国独特的“天文、地文和人文”，中国的自然哲学把它概括为“天人合一”。“天”代表客观存在的宇宙、自然及其规律，与“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社会、人生及其规律相对应。“天”与“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用现代观点来理解“天”这个客体和“人”这个主体，无论它们是多么不同，但在发展规律上是和谐一致的，在哲学的高度上是统一相通的，应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十分合乎现代科学观和辩证法的道理。

“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传统的城市和村落精于相地，因地制宜，追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城市建筑也往往体现出“天人合一”，明清北京天坛是中华自然崇拜文化的典范。天坛平面是纵向对称，一条中轴，自南向北，排列着圜丘、皇穹宇和祭祀农谷之神的祈年殿。圜丘的设计，表现阳数、奇数、“九九”倍数，加深了自然崇拜文化因素融入社会，具有崇高、壮美、依托自然感。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与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物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地出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当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一书中说，人类的每一大文化区域都会有其独特而独存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又都具有最崇高的概念、范畴、最基本的思想“原动力”。“天人合一”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思想“原动力”。

问：从中国历史文化角度来看，传统城市和乡村民居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性？

答：人生于天地间，处于社会中，具有依赖自然而生的“自然属性”和置于社会群体而活的“社会、文化属性”。人需要创造具有良好功能的物质环境养人，也需要创造富有心理情感和文化品质的精神环境育人，这是人性的共同追求，也是城市民居和乡村民居的共同点。

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历来是养育人、教育人、尊重人、人际交往和宜居的地方。中国城市几千年来，一直在创造融于自然、宜于居家的城乡生活环境。同时，中国人极为重视城市和乡村环境的社会文化构建，以强烈的精神情感及文化陶冶修身育人。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将居住环境对人的气质造就与养人体格并论，主张养浩然之气，成就主体的崇高人格，并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追求在环境的陶冶、塑造、培育下提高人品，实现人生理想，这正是传统城市和村落充满自然活力、亲善情感和精神激励的文化特征所在。

传统村落寻求天人之间和谐相融，其精神文化形态特色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意象、血缘情感、人文精神、乡土文化等方面。在传统村落的营造中，追求“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郭熙《林泉高致》），而且视自然山水景象为“天道”的象征，塑造“与天地合其序，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理想境界。传统村落多选址于山水之间，构建居耕结合、山水相融，入神、入化的居家环境，其聚落意境有如宋人杨万里《东园醉望暮山》所述：“我居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先。”既有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更有多彩的美景和自然山水之灵气培育人的胸怀气质。村落环境尊奉儒家“自然比德”的哲学观念，常以翠竹、青松、荷花喻廉洁正直的品德等等，构建富有哲理和道德教化的环境意象。

问：请您对现代城市里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一个简要评论。

答：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发展，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形成“主客二分”的自然观。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地万物都沦为了技术改造的对象和被加工的原料。诚如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一书中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20世纪，世界上先后发生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印度化学毒品泄漏、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石油污染等恶性环境事件。

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难题，工业文明已经无能为力。

二

问：请您谈谈新中国60年来城市的发展。

答：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城市总数由191个发展到600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发展到38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发展到54个，而小于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508个，体现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整体协调发展的趋势。2008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4%。据预测，2025年城镇化人口可达到9.26亿，有约66%的人口居住生活在城市，将出现22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未来15年将新增3.5亿城市人口，流动人口超过2.4亿。

同时，中国这些年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为表里的。工业化既是城市化的动力，同时又对城市里的人与自然关系、社会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自然资源所体现的主要是外在的工具价值，城市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此不一一举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作为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体现了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规划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也在解放思想。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建设中，我们要吸收、消化中西古今的一切优秀规划和建筑思想，尤其要重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例如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内核的自然哲学，蕴涵着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科学、合理成分，对缓解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不无启发作用。

问：现在到处可见“大拆大建”，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建筑文化的现实与出路？

答：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考察：

第一，中国现代建筑文化处在什么阶段呢？我想只能说是初级阶段。首先是因为历史短。西方近代建筑已有二三百年的发展历史，这是西方现代建筑的基础。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大国，中国古代的建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同样在今天的建筑舞台上，中国的现代建筑也必须有自己的地位和发言权，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也要求中国的现代建筑文化能尽快走向世界。

中国人民有伟大的民族自信心，相信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现代建筑的水平也会提升。

第二，是对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再认识。建筑的发展记载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尊重历史，尊重时代，才能使我们的城市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有凝重的历史感、文化感。时代性是出发点，民族化是归宿，建筑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这些关系，可能会为我们的城市带来活力和生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建筑生命的运动就是传统与创新这一对矛盾的运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才能在全球化环境下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并不是倒退，恰恰是为创造新建筑观所迈出的一步。时代在召唤充满活力的中国城乡规划建设和建筑，中国城乡史的新篇章已经拉开。

三

问：您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城市建设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如何思考？

答：回眸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化观念、科学技术和经济要素等构成的大文化环境，是影响21世纪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具体分析主要有四点：

第一，大文化环境观念。美国学者亨廷顿预言，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有可能来自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之间的冲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功实践表明，尊重和维护“文化环境”的特色，为世界和平和全球化的文化传播起到了一种添加剂和润滑剂的作用。

而对环境问题的揭示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今天，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民族以及军事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人类发展方向的首要议题之一。对“环境”的理解，即环境观念也逐渐从自然资源环境拓展至人文资源环境，是大文化环境观念。

第二，科学技术也是文化。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交通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加快了各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这些都形成了所谓文化趋同的现象。体现在城市发展上，就是千城一面。

第三，经济活动也是人类的文化行为之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对建筑的影响越来越大，城市特色消失等问题愈加突出。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日益依赖技术，越来越多的“文化”蜕变为技术性产品与附属品，出现文化产业化现象。

第四，全球化与城市发展。全球化既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又起了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这种单一的文明正在对创缔了过去伟大文明的文化资源起着消耗和磨蚀作用1。当然，全球化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它使各国的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地域性、民族性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文化，国际性文化也可以被吸收、融合为新的地域与民族文化，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20世纪的三个著名《宪章》体现出人们对于城市和建筑文化思考的演进：

1933年发表的《雅典宪章》，是现代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它充满了技术的理性精神，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对人本的尊重，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多元。

1977年发表的《马丘比丘宪章》既表明了对自然环境和对其他非西方文化体系的尊重，也对过分依赖技术的设计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标志着人们对建筑与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迈进了新的阶段，但仍未提出发展地区和民族文化的策略。

1999年发表的《北京宪章》在融会东西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突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同时也探索了当今建筑与文化的各种关系，在全球化环境下，提出了发展文化的科学对策。

问：未来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您认为哪种力量是主体？

答：群众是环境保护和生态城市建设的主体。

从人类生存的文化方式来说，人类要实现对环境的调适与改造，建设一种兼备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的“文化生态”，使地理自然环境与人造社会环境成为彼此渗透、相为表里的两大部类。城市和乡村就是此类以群众为主体的典型。

从群众是主体、政府起主导作用来说，群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才是政府、城市建设工作者发挥核心作用的基础，也是政府做好制度与规划的基础。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是社会普遍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力量。

城市的本质是尊重人、养育人、关心人、人际交往，必然包括社会伦理文化。前面我已阐明，环境观念已逐渐从自然资源环境拓展至人文资源环境，是大文化环境观念。因此，我认为要把环保作为中国人的道德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