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张太雷："星""雷"交互革命起

得益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的历史机缘，张太雷与陈独秀相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成立；稍后则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诞生，当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矛盾时，张太雷四处奔走，积极调和，进而推动了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以及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之进程。短短5年多的交往，让陈独秀与张太雷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

一

1920年春，为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派遣有着“中国通”之称的维经斯基偕同翻译杨明斋等人赴华进行调研，寻机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到达中国后，维经斯基一行由著名进步人士、《华北明星报》记者张太雷担任翻译，先于4月份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拜访了李大钊，后又在李大钊引荐下赴上海会见著名的民主斗士陈独秀，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

张太雷原名椿年，字泰来，号曾让，1898年6月17日出生，江苏武进（现属常州市）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他从小懂事努力，加上天资聪颖，成绩优异，遂得到校长的赏识和资助。张太雷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英语课程尤为突出，奠定了其以后翻译革命报刊、与陈独秀携手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与此同时，张太雷还常常与瞿秋白、李子宽、吴南如等进步学生相聚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议论国家大事，思想进步很快。武昌起义前夕，张太雷与瞿秋白等人挥刀剪断象征封建愚昧的辫子，待辛亥革命胜利后更是上街进行革命宣传，融入了革命的滚滚洪流中。

1915年秋，张太雷再接再厉，又以张曾让之名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但出于对家境的考虑，后转入北洋大学法政科学习。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张太雷利用在《华北明星报》担任编辑和翻译的机会，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此后又秘密翻译马克思主义书刊，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张太雷已对《新青年》杂志总编陈独秀极为敬仰，对他的文章深为赞叹。他曾经在读《新青年》所刊之《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后，对同学这样说道：“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此后，张太雷立志化作“巨雷”，要冲散阴霾，改造社会，并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

时隔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为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天津各校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张太雷也组织了“社会建设会”，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稍后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等进步师生，张太雷主持讨论斗争和策略，并于8月26日和数百名学生赴京营救，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师生。

也正因如此，1920年4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时，外语水平较高、已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张太雷便经鲍立维介绍，赴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据记载，当时张太雷与维经斯基用英语交谈，他潇洒的风度、流利的英语、充沛的精力以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很为维经斯基所赞赏。于是，维经斯基在李大钊引荐下准备赴上海拜访陈独秀时，便指定张太雷担任翻译，从而揭开了陈独秀与张太雷传奇交往的序幕。

见到陈独秀时，张太雷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微的分析，都让张太雷深为叹服。而“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张太雷精通英语、思想进步、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陈独秀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张太雷的精确翻译下，维经斯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陈独秀则阐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状况，两人就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作为翻译，张太雷还在会上对于中国建立共产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为陈独秀所瞩目。稍后，当陈独秀得知张太雷喜爱文学，还曾在其发起的五四运动中参与领导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时，对其更有相见恨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