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2年4月初,青年共产国际鉴于当时中共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和章程,从而造成团员成分复杂、组织不纯、纪律涣散等状况,派出达林来华,指导和协助解决中国青年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陈独秀对青年共产国际此举甚为赞赏,他在接见达林等人后,亲自指定张太雷担任达林的助手和翻译,委派他协同达林拟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主持已停止活动半年的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
接受陈独秀赋予的重任后,张太雷又一次感受到了陈独秀对自己的信任。接下来,张太雷便根据共产国际“三大”、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局的指示,总结了青年团创建工作的经验教训,主持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强调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进一步明确了团的性质、任务和团员的标准、义务等。张太雷此举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评价,陈独秀随后便以中共中央局书记名义签署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明确要求各地青年团的恢复整顿发展工作“依新章从速进行”。
在张太雷的积极组织下,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还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的报告。此次青年团一大通过了由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起草的团的纲领、章程及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条件等各项决议案,选举了团中央领导机构,标志着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张太雷主持召开的这次青年团一大为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所充分肯定。随后,陈独秀还接受张太雷等人建议,于中共二大上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
7月,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汇报,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建立党内合作关系。当时,陈独秀等人对此持有异议,还是睿智的张太雷百般劝说,为陈独秀最终接受共产国际提议,与国民党合作并发起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打下了基础。
张太雷虽然与陈独秀携手战斗,堪称亲密无间,但对于陈独秀的一些做法,并不是盲目赞同,而是保留着自己的意见。在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前,张太雷就与瞿秋白等对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他们曾经打算推荐陈延年替代陈独秀,但是陈延年没有同意,只同意在会上和大家一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待大会召开后,张太雷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批评陈独秀的一些错误。只是这次大会并没有彻底弄清和纠正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会上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5月10日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稍后,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礼送出境”,甚至武汉的汪精卫也跟蒋介石勾结日益右转。然而,此时的陈独秀不仅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反而迎合汪精卫,赞成他关于限制工农团体活动的各种措施,在党内压制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人的正确意见,甚至提出“宁可牺牲一千万群众,也不能和国民党闹翻脸”的荒谬论点。张太雷对此无可奈何,常常仰天长叹。
为挽救愈来愈严峻的局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7月12日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由鲍罗廷主持。在会上,根据6月底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改组的指示,改组中央政治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但此时局势已无可挽回,7月15日,就在陈独秀被停止领导职务的第三天,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即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便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
看着昔日战友接连遭到杀害,张太雷悲愤不已,遂在“八七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陈独秀反对工农革命、对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的投降主义路线。此后,张太雷暗自立誓,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先后担任中央临时局候补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海陆军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然而没几天,张太雷就被工贼组成的反动武装“体育队”冷枪杀害,年仅29岁。
突闻太雷噩耗,陈独秀心头一紧。悲愤痛苦之情,溢于言表。饱尝“世无朋友更凄凉”苦楚的陈独秀,此刻忍不住慨叹生命的宝贵,以及交往时光的短暂。此后,陈独秀先是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后又出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走到了自己一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最终于1942年5月26日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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