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经斯基拜会陈独秀不久,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便于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此后,北京、湖南、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张太雷还受陈独秀委托,赴上海与俞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任弼时等一大批团员。
星火燎原旌旗展,辟地开天功业成。在陈独秀、张太雷等一批仁人志士的艰辛努力下,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条件已渐趋成熟。于是,1921年7月23日-31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等地的十余位代表便在上海(会议后几天改在浙江嘉兴进行)秘密召开会议,共襄成立中国共产党之盛举。经过数天的激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并推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百端待举,然总书记陈独秀却远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目睹此状,十分着急,遂提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任务是走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请他回来。”并派人去广州催请。于是,陈独秀于9月10日回到上海,开始全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并与马林商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项事宜。
此次陈、马会谈,张太雷继续担任翻译,这也是张太雷第一次正式与陈独秀共事。会谈一开始,马林便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但接受了经济援助后,中共就要拿出一个“工作计划和预算”来。其实在会谈之前,陈独秀已从中央局李达、张国焘处了解了马林的要求,心里很不高兴,现在马林正式提出,他便面露愤怒之色,高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绝不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会晤无果而终。
当时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全力攻击中共及陈独秀是“卢布主义”,“这种攻击让一向清高的陈独秀十分恼火,陈独秀害怕因此被攻击他的人抓到把柄”,遂对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也予以拒绝。发展到后来,与马林开会、报告工作对陈独秀来说也成为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据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当时马林、尼科尔斯基几乎每周都要约集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开一次会,听取他们开展工作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却很少,因为当时的工运,主要都在京汉和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支部主持,北京段由北京支部主持,中央只派出一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就没有多少可以报告的事。”即便如此,陈独秀后来还与马林大吵,他甚至接连几个星期不来与马林会面。
此后的一件事令陈独秀更加恼火:马林来华途中曾于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其行动一直被列强作为“赤色分子”严密监视,行动非常不便。不得已,他派张太雷作为自己的代表出使东京参加一次会议,而“张太雷遵从马林严守秘密的要求,未经中央认可,即赴日本。陈独秀获悉大为愤怒,认为马林胡作非为,不经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中共党员,是无视中共中央,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共产国际代表职务,并指责张太雷听从马林派遣‘为不当’。同时陈又知是周佛海写信帮助张太雷与东京的施存统取得联系,即令周佛海、李达给施发密函,令施不要帮助张太雷。……当马林得悉上述情况,主张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作为马林的助手和陈马会晤的翻译,看到陈独秀与马林两人发生冲突,张太雷很是焦急。他明白,当前的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婴儿期,只有与国际大家庭建立密切联系,才能在国际的援助和指导下取得更大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因此,为了调和陈马关系,张太雷开始积极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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