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省长直接掏枪放在桌子上（2）

不得不上缴的革命税

2010年，阿罗约卸任后，当地政府亮出了反腐的大旗。前任总统阿罗约被起诉，罪名是操纵选举和收受贿赂。于是，4年前的中兴投标行贿一事被再次翻出。

这两年反腐，在周昊眼里，似乎有些效果：违标现象少多了，“至少拿项目非常干净，没有人逼你了”。这当然不只得益于新政府的反腐举措，更因为世界银行贷款的一个项目。

按照菲律宾法律规定，外国企业不能直接投标菲律宾的国内项目，只有那些有贷款来自外国的项目的才行，比如，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对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参与外资项目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但总比没有好，于是世行的项目成为中国公司的香饽饽。

2003年，世行下设的廉洁局经调查发现，一些公司在菲律宾全国道路改善和管理计划的项目投标中存在合约违规现象，投标人串通，造成不公平竞争，构成欺诈行为。

此事一直发酵到2006，世界银行为了继续深入调查，中止了在菲律宾一切贷款项目，其副作用是大批工程公司无事可做，周昊的湖南路桥公司从2005年完成一个项目后，整整四年时间没有一个项目。

2009年1月，世界银行宣布对数家公司进行制裁。

由于没上黑名单，周昊的公司在世行重新贷款给菲律宾时，反而可以独立竞标，他们很快就中了一个价值1.5亿人民币的大项目——马尼拉的公路改造。

项目招标正常之后，中国企业赚到的钱也并不多。菲律宾每人每天法定最低工资折合人民币60多块，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但工作效率不高。一位中资企业老板感觉，“菲律宾人工作起来很细致，一环扣一环，但他们做不了创造性的工作，三个菲律宾人才能抵得上一个中国工人”。

菲律宾的电费很贵，一度电大约1.8元人民币。当地资源丰富，但能满足要求的并不多，所以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施工时的材料主要靠进口，平均成本比中国国内高出15%-30%，在劳动力成本上的节余也就扯平了。总体上看，中国企业能保证4%-5%的利润就已属可观。

中国企业是菲律宾承包市场上的主要的外来力量。欧美公司的管理和人工成本很高，在这个市场上基本绝迹。菲律宾也有日本企业，但他们只做日本投资的项目。

从2010年开始，政府部门向中国企业要钱的少了，但其他武装组织并没有放过中资企业。在马尼拉地区以外做项目时，中资企业面临的最常见风险就是被新人民军索要“革命税”。

“寓军于民”的新人民军，是菲律宾和美国黑名单上的恐怖组织。但在不得不与其打过交道的中国企业看来，其行事还算规矩。事实上，中资企业雇用的许多菲律宾雇员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人。一般的程序是，他们会先让手下把项目负责人的姓名、办公地点、项目金额一一打听清楚，然后把一封有当地指挥官签字的正式信件，派人偷偷送到项目办公室。

“革命税”税额一般是项目总额的半个点到1个点之间。接到信的企业必须主动联系新人民军，他们会再次约好接头方式。周昊的一个同事就曾经跟新人民军的人见过面：眼睛要先被蒙上，被带上车后四处转几个小时，才拉到山里跟新人民军的人谈判，谈好了再想办法把钱送过去。

不给武装组织交钱的后果通常都很严重。中国水电、青岛建工等公司在南部棉兰老岛施工时，都被不知名的武装组织炸过设备。相比较来说，新人民军还算客气，“至少不会杀人，拿了钱后还会发个完税证明”。

中国企业的忧虑

中建眼下正做着菲律宾大学和菲律宾卫生部的两个项目，金额分别为五六百万和三百万美元，这对中建来说显然都不够大——他们本来承接工程的门槛是一千万美元。此外，中建还要面临其他的风险，按照菲律宾法律，尽管已注册为当地公司，中建名义上只能持有25%的股份，必须要借人头才能组成当地公司，但项目赚钱了，那些人也会索要他的份额。傅玉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由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加上市场前景不被看好，中建的想法也是逐渐收缩，慢慢减少在菲律宾的投入。菲律宾承包商市场越来越成为中国省属国企的天下。

这些省属国企的经营状况也是喜忧参半。菲律宾政治分肥严重，导致政府口袋里空空如也，有一种说法是：菲律宾这块肥肉，大家族分，官员分，就是政府没钱。

政府没钱就很难加大基础建设投入。阿基诺三世上台后想了个办法，提出公私合作伙伴计划(PPP)。该计划颇似BOT项目，“建设-经营-转让”一揽子的“交钥匙”项目。2011年4月，菲律宾财政部长塞萨尔·普里斯马率领多名高官赴京沪两地访问，大力推介阿基诺三世的公私合作伙伴计划(PPP)计划，但中国企业应者寥寥。

中国企业最希望的方式还是：投标、干活、拿钱，他们不希望先期就投入大批资金，靠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赚取利润。中资企业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在埃斯特拉达政府时期，法兰克福机场营建公司(Fraport)与菲律宾航站楼营建公司(PIATCo)达成协议，共同建造马尼拉三号航站楼，然而到2004年阿罗约上台，菲政府就翻脸不认人，以建造合约中有很多违规条款为由终止了该合约。

马来西亚一家公司还曾经做过一个高速路改造的项目，协议规定完工后靠收取过路费盈利。工程完工后，马来西亚公司发觉通行费太低，要求政府提价。政府那边答应了，但一些民间组织不同意，他们便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因为法律规定在审理过程中要维持原有价格，高速路虽然最终提价成功，马来西亚公司还是损失了一大笔钱。

菲律宾政府还特别期待外国公司到菲律宾开矿，但其实在菲律宾采矿风险最大，不光前期要投入几十亿资金，开采之后能不能运出去，还要受制于地方和菲律宾政府，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周昊来说，好消息是今年世界银行的项目明显增多。一般观点认为，世界银行由美国人控制，世行向菲律宾提供贷款与否，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政策。

黄岩岛事件没有影响周昊竞标成功那个八千万人民币的项目，但对于6月8日就要在菲律宾北部开工的新项目，他却顾虑重重。那个项目在“煽动以武力对抗中国”的参议长恩里莱的家乡——菲律宾最北端的卡加延省，恩里莱和他当众议员的儿子完全控制了那个省。在中菲关系起伏不定时，周昊每天都跟当地的同事联系，就怕当地政府找公司麻烦。

另一个恶果是，周昊公司从国内引进的一批设备到马尼拉港口二十多天了，一直不让发货。“我今天还要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