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2）

此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逼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那时许多人仍没有觉得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反过来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感到这已得到了足够的甚至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他们认为这次英法联军不但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相反还帮助朝廷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加之那时曾国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当时没有人说中国已经衰败，反而都说这是中兴。现在海外有些人写的中国历史仍把这时称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后来又发生中法战争，中国又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由于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屈辱的条约。甚至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夜，许多人还盲目地自以为是在“盛世”。郑观应曾写了一本《盛世危言》，影响非常大。毛泽东青少年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可以说郑观应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倡改革，认为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世，只能表示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人们对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仍然认识不足。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总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样一个环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多少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更造成人们一种所谓“天朝大国”的心理，觉得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这种状况不经过非常强烈的刺激，是很难改变的。结果，周围客观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这些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甲午战争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最初还把辽东半岛也割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以后因为要收回辽东半岛，又加了3000万两白银。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当时曾经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我那时候在四川很偏僻的荣县，听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我和二哥痛哭不止。《马关条约》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以前我们只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而现在是败给一个东方的小国，而且又败得那么惨，签订的条约又那么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自己曾经“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意思是说有谁知道这种痛苦的心情呢。甲午战争真是把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了。

人们熟悉的许多口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如“振兴中华”，就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来的；再如“救亡”，是严复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决论》里提出来的。从他们喊出来这两个口号以后，可以说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国。那时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即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所有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沙俄等等联合起来向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发动武装进攻的历史先例。列强们在中国的首都占领了整整一年之久。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解放前出版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他那时在杭州读书，当听到首都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难到西安的时候，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一样，立刻放声大哭。邓小平在1990年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这七国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国和奥地利，就是这个八国联军。他说，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八国联军侵华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灿烂的过去，到这个时候，却沦落到将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两者之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所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严复喊出“救亡”的口号以后，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喊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从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再到以后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不断加紧侵略中国。在近代，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把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更加紧密地凝聚为一体，因为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各民族同胞都沦为亡国奴。正如那时很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就是共同的命运。只要国家民族没有前途，就没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所以到1935年的时候，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唱，大家痛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确实是中国前进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讨论国歌的时候，马叙伦第一个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国歌制定前，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当时大家都表示赞成。也有人提出，歌词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因为情况变化了，今天不能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还是不改为好，只有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这种感情唱出来。这首歌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