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5）

辛亥革命提出“反满”的口号，抓住了当时的中心环节，但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这实际上没有把革命的矛头对准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好像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了，革命就成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是到共产党成立后才提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发动并且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这也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当时革命派主要是学生，然后联络一些新军，大部分省的独立主要是依靠新军发动的。学生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否则军队行动不起来，有些地方还依靠来自下层社会的会党。会党带有一些黑社会的性质，有很大破坏性，但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些人作为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能够一下子把当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进一步，就显得力量太单薄了，依靠这一点力量，怎么来领导和管理整个社会？从全国范围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力量强大，要是没有把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发动起来，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单薄，甚至孤立无援，这就容易走向妥协。

第三个条件，要有一个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辛亥革命中领导革命的是中国同盟会，它虽然制定了纲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中被多数人接受的只有民族主义，特别是“反满”。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接受的就更少了。这个党在组织上十分松弛，没有严格的纪律。所以辛亥革命一开始，章太炎就讲了一句话：“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就是革命军一起来，革命党就不存在了。这样的党就不能再起号召与核心作用。

这三点归结起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能够指出正确方向的党，这个党能够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成为它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在说到党成立时毛泽东指出：连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无法活下去，怀疑就产生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找一条新的路。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有着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长远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提出我们现在主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即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而且逐步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一个正确的纲领。另一个是，它集结起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农民之间去做群众工作。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共产党的最初发起组的成员。当谈到党最初开始活动的情况时说，那时他和茅盾一起，等工厂一放工，就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演讲，结果没有人听。后来，才慢慢找到办法，先办工人夜校，教工人们文化，然后逐渐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了几个杂志，包括后期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这些杂志。另外一项就是从事工人运动，当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农民之间，党是从工人工作入手的。党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最初不是先搞农民运动，都是首先在城市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以后再到农村。所以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虽然是农民，但并不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力量来领导。总之，党成立初期具备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一个是直接到劳苦群众中间去做工作。这样的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个党一经产生，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探索”是一个关键词。离开“探索”这两个字，很多问题都无法理解。中国是一个在东方有着几亿人口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古老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里，怎么进行革命，怎么进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的办法、苏联的办法都不能照搬来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闯。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深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周围的变化非常快，许多问题都要立刻做出决定，不允许人们都从从容容慢慢地调查清楚以后再来解决。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在这过程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的原因，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这又是为什么？这三次“左”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我们可以考察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大量工会、农会被解散，工人农民运动也消沉下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伐战争以后得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国内的内战停了下来。全国的交通恢复了（包括几条大铁路）。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希望，因为它还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顾条件搞全国的总暴动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当时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二是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瞿秋白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问题：革命是低落吗？并且这样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实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迅速地稳定；三、革命群众的意志溃散而消沉。现实的中国决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是在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具有不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激烈，显然有汇合成为总暴动的趋势。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当时的盲动主义很可笑，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还这样硬拼呢？但读读瞿秋白那段话，他们当时并不只是简单地盲目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也经过他们自己的深思熟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离瞿秋白讲那些话只隔了三四个月，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战争就爆发了，它的统治并不稳定。人民的革命意志也没有溃散。所以他得出结论，革命是在不断高涨。但事实上，问题要看到两面：一面这些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的革命还会继续一步一步地发展；另一面在当前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所以眼前的任务还不是什么总暴动，只能是争取群众，而且特别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争取群众，一步一步走向全国革命的高潮。这次“左”倾错误，因为造成很多损失，持续半年就停止了。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它与第一次“左”倾错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蛮干，第二次“左”倾是在革命逐步走向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间，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另一方面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62700多人，约有3万支枪，建立起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国民党到1930 年时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交战双方出动的总兵力有160万人，在平汉、津浦、陇海这三条铁路线上，打了四个月，顾不上用很大力量对付共产党。但当时共产国际把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党都要反右倾。此间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4封指示信，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中共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有多长时间，多少时间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产党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渡过这个低潮，很容易接受新的高潮又要到来的理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并不是号召立刻举行全国总暴动，他的计划大体上是先搞南京兵暴，然后上海总罢工，再以后是武汉的总同盟罢工，在湖北首先取得一省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第一次盲动主义时不同，在军事上，李立三比较注意红军的力量，要求各路红军会合起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当时是2、6军团）、四方面军会攻武汉。指示一方面军先打南昌，以后进攻长沙。但是这一套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准备要首先取得胜利的是武汉，但项英到武汉考察，共产党员只有150人，当地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200多人，根本没有首先胜利的力量和条件。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后来成为大叛徒）有个发言，他说李立三曾跟他讲，某地要暴动，你给我派六个营级指挥员去那里指挥暴动，顾顺章回答我们一共只有三个，要我派六个怎么派？李立三就发火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讨价还价？当时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之下，革命力量刚刚有那么一点复兴，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情况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当然，李立三路线后来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罪了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