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6）

第三次“左”倾错误是紧跟着第二次“左”倾来的，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张、王二人的思想后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博古以后也有变化）带来的。他们跟第二次“左”倾又有不同，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声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党在党章里规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他们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就是进攻路线。第三次“左”倾在城市工作中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而重点放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方面。当他们没有更多地插手红军和根据地前，各根据地自己做主的余地还大一些，所以很快发展起来了，而这些人一进入根据地以后，就把权拿过来了。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即一方面军那里，派从莫斯科回来的夏曦到红2、6军团去，派张国焘到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去，各地一切要听中央大员的指挥，情况完全发生变化。革命根据地最大的损失就是在他们来了以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其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目前的形势，是中国的领土内存在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地提了出来，已经到了一个谁战胜谁的决战的时期。因此，王明“左”倾中央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制定贯彻一套更“左”的政策，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使整个根据地几乎全盘失败，逼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共产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次一次地发展下来，也有内在的规律可以寻找。这三次“左”倾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归结起来是这样三点：一是主观主义，主观脱离客观，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只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出发，希望革命尽快走向高潮。博古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检讨自己说，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实际情况，怎样去分析这个问题，而是马上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讲的，外国如苏联或者西班牙是怎么做的，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估计不足，总希望能够很快地取得胜利，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群众路线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尽管是新的问题，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在碰了钉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听取和接纳。这就涉及群众路线、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第一次“左”倾的时候，项英、王若飞等人提出过现在革命形势不是高潮其实是低潮。第二次“左”倾即李立三路线的时候，何孟雄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红军领导人在要他们进攻南昌时没有执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那样硬打。第三次“左”倾，反对的人更多了，而“左”倾领导人批判“罗明路线”，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错误不能及时纠正。三是这三次错误确实都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要负很大责任。中国革命要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指挥，怎么能不脱离实际？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也并不都是什么一流人才，更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句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由此可见，后来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么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得来多么不易！

以上阐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观主义，就是不实事求是。第二个是没有党内民主，不走群众路线。第三个是共产国际瞎指挥，中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有三条，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这几点确实是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实践中间最后总结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