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3）

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第一次战胜了外国侵略者。战后，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又要来控制中国。又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成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词中说了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这句话，几乎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个胜利得来确实不容易。中国人受了100多年的屈辱欺压，甚至几乎要灭亡，现在终于站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就完成了。党的十六大报告里边有一个在标题中没有列出来、但贯穿始终的突出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它的导言里，先提出历史和时代给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报告的结尾，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结尾部分又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的最后结语部分一共四个小段，其中有五处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从导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到结语“展望我们的未来”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重要主题。展望未来的目标是：我们在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50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主题，正是我们中国100多年来以及今后多少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二、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怎样能够把祖国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怎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能够使得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就涉及到一个革命和改革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不是要搞现代化吗？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突出的是革命，就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不是走入误区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过去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那么大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需要经过革命，只要像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那样，中国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道理上说，恐怕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停顿的变革中，新的事物不断代替旧的事物，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下进行渐进的改革；另一种是在短时间内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推进各项改革。前者一般称为改革，有时也称改良，后者则是革命。当然从广义上讲，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种革命，那是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这两种方式中哪一种方式好？应该着重采用哪一种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搬用某一个原理就可以解决的。一切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一般地说，渐进的改革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经常方式，而革命是它的补充方式。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候也改变了原有社会秩序的某一个部分而推动历史前进。而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通常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如果客观条件不成熟，是不会立刻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当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甚至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革命才会发生。而当革命成功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以后，又会开始比较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

在近代中国，当国家的命运还没有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当在国难极端深重而统治者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来奋起革命？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发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就能这样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中国近代的革命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处于被灭亡的边缘的情况下，大家要求政府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在内部进行根本改革，为之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些最后都落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迫使人们下决心，拿起武器进行革命。

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的前夜，还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的主张，但是李鸿章连见都不见他。所以孙中山曾说到，本来认为李鸿章也许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大吏，如果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那当然比流血牺牲要好，但到这个时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最后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孙中山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再比如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曾编过《湘江评论》。当时他主张“呼声革命”，也就是无血革命，认为否则就是以暴易暴。他反对“炸弹革命”，反对“流血革命”。他提出的民众大联合，是联合起来向政府发出共同的呼声，要它进行改革，所以民众大联合等等还是很温和的。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革命？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解释：“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那是山穷水尽而别的路都走不通才采取的办法。如果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评论这些问题，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