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4）

有人提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为什么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呢？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忘掉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国共合作是怎么破裂的。当时国民党下狠心大屠杀，据中共六大的报告说杀了31万人。毛泽东在1964年的六七月间两次接见外宾的时候说：大革命初期，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吗？不熟悉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可能会说：那时合作下去多好啊，为什么要走上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呢？要造成十年内战呢？这样做不是消耗了我们的国力，妨碍了我们的现代化吗？事实是：敌人已经举起屠刀杀了3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流得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也是尽了很大努力希望能够得到和平的。《周恩来选集》里谈到战后国共谈判有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我们是真心实意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并做了非常大的让步，南方很多根据地都放弃了。严格讲，政协决议提出的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这一套并不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某种程度上还是接近旧民主主义的，有点像西方式的政府向国会负责，但要是真能实现的话，它比原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来说，还是前进了一步。另外我们保证要求地方上的地方自治等各种措施，我们是真心实意想做到的。但蒋介石认为可以在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用大军压境对共产党进行追剿，共产党能不反抗吗？能等敌人把自己杀光吗？所以1949年中央特地出了一本小册子，也在报上刊登过，题目叫《战争的责任属于谁？》，就是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这场战争怎么会发生？它的责任在谁？

革命确实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手段。革命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在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考察世界历史，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都是流血的革命。正因为通过这样的流血革命，以及在革命的过程中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扫荡，才会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美国的南北战争死人无数，通过战争把南方的奴隶制扫除，使得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把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推广到全国，对美国的前进起了巨大作用。再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在德国、意大利、日本，也经过了一些战争，但整体来说，它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像美国、法国那样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那样一场比较彻底的扫荡，旧事物残留得多，对以后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大。为什么恰恰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后来会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和法西斯，都与这有关。所以革命在一个短时间内，会造成损失，甚至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通常只有革命才能扫荡旧的秩序，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当然，革命不是只凭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你要搞革命，千百万人就会跟着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起起来拼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它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如果条件不成熟，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而当革命取得胜利、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把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又得经过一个漫长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面进行一步一步的改革。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出现，也可以理解，因为革命的时候，人们总是非常强烈地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这种情绪，有时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当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往往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种惯性。因为前面的胜利就是那么大刀阔斧干出来的，以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很快地在建设中取得同样的成果。但是忽略了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已经改变了的客观实际，在新的客观实际的条件下，就不能再采用过去那样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在春夏之间、秋冬之间，需要换衣服，但人们常常在这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常识，没有换衣服，就容易得病。这个比喻很恰当。从革命时期转到建设时期，就像春夏之间、秋冬之间，周围的客观情况已经变化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一切做法都要同它适应。如果还采用原来的办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把过去的办法用到今天。但是也不能把今天的想法和做法搬到过去，认为过去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还认为它是对建设主要起了破坏作用，好像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倒还会更早地到来，这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路要一步一步走，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能把过去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同样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做法，套到过去，认为过去也能够那样来做。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原新四军5师副政委任质斌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到敌后去，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枪支又遍地都是，只要你能够登高一呼，只要你能够领导人民抗日，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起来。这说明，谁能够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就拥护谁，就跟着谁走，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近代中国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在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潜在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要是没有正确的引路人，那么尽管客观条件也许很成熟，没有正确的主观指导，或者说抓不住机遇，丧失机遇，也会失败，胜利的可能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所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毛泽东的功绩：要是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在黑暗中奋斗。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能够正确地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这种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替国家寻找出路，中国人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尝试，都失败了。

前面已经介绍，洋务运动证明，只搬用一点西方的某些工业技术和洋枪洋炮，不从根本上触及和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戊戌变法是想依靠皇帝的力量，不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没有能够成功。义和团运动是下层群众自发起来的，当然各地也有一些小地主参加。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不成熟的运动。它是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行动，但是它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又有许多落后以至愚昧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这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辛亥革命有很多功绩。说民国是块招牌，这不错，但有这块招牌跟没有这块招牌大不一样。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观念上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辛亥革命后只有七年多，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辛亥革命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是报告里面也提到，它毕竟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它使我们在20世纪的前进中跨出了一大步，但它并没有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

实践证明，要想在中国摧毁旧势力，建立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航向的革命政党，作为引路人。这就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能够正确地分析国情，要能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亥革命时的中心口号是“反满”，就是反对清朝政府，“反满”这个口号并不很科学，有人对它完全否定。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也好，要实现国内的根本社会改革也好，首先必须推翻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前进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孙中山也多次解释，这个“反满”，并不是碰到满洲人都要反对，反对的仅仅是压迫人民的那些满族统治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大的帝国，譬如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还有曾称为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最后都崩溃或衰落了。而中国，56个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历久不散，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达到的，它是在几千年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一点非常重要。上述说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大帝国，不久就分开了。中国就不同。辛亥革命时期把反满的口号叫得那么响，但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汉族对满族来个种族大清洗。要是像现在世界上一些民族冲突很激烈的地方那样，几亿汉族人对几百万满族人来个种族清洗很容易发生，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民国一成立就提出“五族共和”。56个民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