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低飞：假如没有内地，香港会更糟（2）

经济蛋糕没做大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长期通过查阅年鉴为香港经济“算账”“把脉”，他认为，香港“浪费了15五年”。

根据香港经济统计年鉴，从2001年到2010年，香港生产总值（GDP）约有四成升幅，香港居民生产值（GNP）也上升3.4成。不过，1997年香港人均名义GDP是210350港币，2009年这个数字是233060港币，这12年期间，据官方数字物价还下跌了3.1%。换言之，每年实质人均GDP增长只是1.12%。

谢志强是出租车司机，他认为，蓬勃的会展、自由行并不能帮他提高载客率。“香港经济形态全都是对外的。本地服务业已经基本成熟。比如乘客让我载他到一个金铺，我随便载他到一个地方就有好几家给他挑了，很难再有新店往里挤。除非香港从外面赚到很多钱、形成一轮新增长，才能传导到我们开出租车的身上。”

这是个朴素的道理。雷鼎鸣亦曾发表专栏文章称，本地服务业格局有限，香港必须赚到外面世界的钱才能支撑经济的发展。

目前，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两个行业是进出口贸易和物流 （占GDP27%） 及金融服务业 （占GDP18%）。

前者面对内地港口的竞争，发展已见放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转移至内地，工厂转而选择从内地港口出口。

据悉，香港转口贸易中有54%是来自内地的贸易。港资企业在内地的转型，也直接影响转口货量和香港人的利润。刘达邦介绍，内地港资企业在2003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一共有7.8万家，如今减少到3万，按照这个趋势，工厂可能减少到一两万家。“工业已经过时。”刘达邦坦言。由于工厂萎缩，香港的贸易人才缺少在厂锻炼机会，未来可能影响贸易人才素质。

金融方面，雷鼎鸣认为竞争力的确很强，但金融业只雇用到6%-7%的工作人口，规模尚未大得足以支持起本地服务业。

金融业造福本地精英人才，包括律师、会计师，不少从业者辅助新股上市后报酬丰厚。不过，吴维克在替公司招收初级分析师的时候，必须将门槛设为硕士生，“否则太多人来面试”。

雷鼎鸣统计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占GDP的比例，发现经历了三个起伏的周期。其中1997年至今，投资占GDP比例呈下行趋势。从侧面表明香港对投资的吸引力在下降。

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回顾香港发展历程时指出，香港产业单一有其历史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港英政府一下子将香港经济拔高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大量增加公共事务开支，大幅度提升公务员薪金，社会成本高昂。“拔高之后，香港需要休养生息的过程。”陈云说，“不过这时的香港遇到了政权交接这个转折点。”

其后15年，香港的管治者没有成功引导经济转型、整固社会。香港经济在加速转型，制造业等适合低文化素质人士的产业在香港已减少，但教育等“软件”却没有跟上。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过去十年里，香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口占总数一半以上。大量的低技术劳工涌入本地服务业，甚至由于产业单一，副学士学位人士也被迫抢初中毕业生的饭碗，资源错配问题严重。此外，由于香港实行低税制，增加公共服务开支来自政府卖地收入，加重政府对地产商的依赖。

政府之咎

为什么管治者没有将蛋糕做大？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概括，董建华上台后大肆改革，最后民望低迷。到曾荫权上任，大家一开始对他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抱有希望，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政府过分被动，社会产生严重的贫富悬殊、楼价过高。

事实上，回归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意识到经济需要转型。

可惜，董建华是以“大兴土木”的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兴建数码港发展科技产业，结果尚未公开招标即将地块批予富豪李泽楷。1998年，董建华提出每年供应8.5万个公屋单位，恰逢房地产泡沫破裂，一批中产沦为“负资产”。政府其后又出台“救市九招”，无限期搁置公屋计划。

陈云还指出，董建华当时没有处理好与地产财阀的关系，毫不保留地认同商界立场，导致损失“政治权威”，令港人不信任董建华政府。多个政策民间阻力重重，无法推行。

2003年是香港最大难关。这一年，SARS袭港，民心失望，经济跌至冰点。

如今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黎先生，形容那一年香港的氛围是从未见过的压抑。“香港是一个从家楼下到办公室一路上都不能脱离空调环境的地方，SARS病毒肆虐，没人知道它何时才会散去。”黎先生说。

民望同样跌至低点的董建华这一年到北京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为经济打强心针。中央对香港经济的帮扶自此展开。

后来，新特首曾荫权上台。他奉行放任自流方针，政府失去调节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政府一直拖延放宽土地供应计划。全港仅0.36%的土地兴建商业楼宇，支持90%的就业。土地租金飞涨。自由行配额、“双非”孕妇配额也不加约束，导致民怨直接指向中国内地。

曾荫权任内每年财政预算案无新项目。陈云表示，他希望纠正对“自由放任”的曲解。实际上港英时代政府有大量的工作是公众看不到的，但在背后有引导。例如其本人家中过去从事农业生产，政府发放了几千株免费鸡苗；例如将公屋建在工业大厦附近，让工人步行就可上班，节省车费。

上世纪70年代是香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时任香港港督的是麦理浩，主政财政司的是夏鼎基——说“积极不干预”名句的那个人。后人记住了夏鼎基的名句，却忘记了麦理浩主政下进取有为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香港的光荣年代。

回归十五年，香港在国际环境与内地对港政策中摇摆，在政府过分干预与不作为中摇摆，在通缩与通胀中摇摆，在楼价大跌大涨中摇摆。变迁中击碎不少中低阶层向上流动的梦想。

1999年开始，香港先是经历了长达68个月的通缩，减薪、减价让人记忆犹新。2003年后经济复苏，2009年楼价攀升至20万港币/平方米的均价，2010年更超过1997年水平。政府后期推出了一些措施，但帮助已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