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媒在七七事变：派记者大篇幅报道中国局势

1843年创刊的法国著名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总部设在巴黎九区圣·乔治大街13号。在19世纪新闻插画时代，它曾包揽全巴黎最好的插画家，进入20世纪后又最早一个登出了新闻照片。到20世纪30年代，每期35页、售价35法郎的这本百年老刊仍是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读物。

英国和法国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都是最早设租界的，经济利益和侨民安全使他们对中国政局的敏感更胜于其他欧美国家。当发现日本开始从和他们利益关联较少的“满洲”向华北扩张时，法国媒体对中日冲突所持的置身事外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36年1月18日，继在头一年11月30日对华北系列事件进行报道后，《画报》再度以两个整版的图文——《华北自治运动》，详析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政治和军事图谋。这篇报道的题图照片，是日本人扶持的所谓“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耕身穿马褂长袍，与几名追随者立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门前的一张合影。署名“R.L.”的驻华记者全名叫罗伯特·朗贝尔（Robert Lambel），他在文章开头即指出，“华北正在成为剧场”。他认为，日本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进一步图谋而策划了所谓的“华北自治事件”，致“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0万的河北省东北部从中国政府脱离出来”，这之后，2万名全副战争装备的日本士兵集结于“满洲”接壤河北的边境，“满洲国”关东军高层将领K. Uyeda飞往东京寻求确认“华北自治政府”的设置，“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和日本财政部部长紧急会面……这些信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编排，传递出日本可能展开后续军事行动的信号。

1936年10月31日，在报道了“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事件后，罗伯特·朗贝尔在《画报》再次撰文，指“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中日冲突，西方媒体基本持中立态度，在报道中给予双方同等关注。但法、英、美甚至包括德国媒体，由于关切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加上目睹中国无辜平民的伤亡，多数时情感上还是倾向于中国，这些在行文和图片编排中都有微妙体现。不过10月31日的报道中，罗伯特行文却有不同，他用了较多篇幅来罗列中国反日力量在上海、汉口等地针对日本侨民的暗杀事件。“说实话，这类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这样评论。“七七事变”前那段时间，上海和北平一样也是风雨欲来，日本驻沪海军频起事端。罗伯特在文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936年9月23日在上海发生的“尤为严重”的一起冲突事件：三名日本水兵在“公共租界”“遭攻击”，一死二伤。随后，驻沪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Idzumo）遣其海军陆战队悉数登陆，在上海公共租界布岗设卡，日本天皇随即授权海军部增兵上海。该版刊发了三张与此事件相关的新闻照片，拍摄者是《画报》另一名驻华记者莫里科·弗雷斯科（Maurico Fresco）。运载增兵的日舰“Muroto号”正在向上海靠岸、一队卡车满载刚刚登陆的日本兵急驶在上海街头以及日租界里全副武装的日军摩托巡逻队。

法国记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代表了一些外国驻华人士对中日冲突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企图，同时又难免出于对华利益均沾的殖民者心理，把中国必须严格遵守租界的各种不平等协定视为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前提。

从台湾收藏家秦风目前集藏的有限原版法国《画报》中，尚未包括他们在第一时间对“七七事变”本身所做的报道。秦风收集到1937年8月21日的一期，平津陷落近一个月后，《画报》以《远东战争》为题做了大幅报道，封面是一队日军正攻入天津城的现场图片——“飞机猛烈轰炸后，日军冲入天津。图前为中国平民尸体。”《画报》刊发这篇报道时，“淞沪会战”已于8月13日开始。在长达5页的战事报道末尾一章，该刊补充登载了其驻沪特派记者勒·帕鲁德（A.M. LePalud）在“淞沪会战”前通过飞机从上海辗转带出的私人信件，里面谈到他对“七七事变”的个人观察：“北平近郊卢沟桥7月7日爆发中日冲突，事态迅速扩大，令人忧心。”勒·帕鲁德这样叙述他眼中的事变后续：

最初，中日双方均称望平息事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高层进入现地谈判。日方所提苛刻，欲借该事件达成其对华北的控制。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电令宋，要求他对日勿再做任何让步。几经迟疑后，宋将军听从南京政府。日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提中国守军撤出平津、取缔所有抗日组织和活动、严惩“挑起卢沟桥事端的中国军官”等要求。而通牒所言期限未到，战端即已大开。

此次，双方从北平战至海上。日军攻天津。中国军队无以抵挡装备远胜于己并得到空中支持的日军的猛烈进攻。除法、英、意租界，天津全境被日军占领……

勒·帕鲁德在信中还写到他当时听闻的一些北平的消息：北平城未经激战即陷落，宋哲元将军仓促撤离，并由“听从日本的”张自忠将军接替其职位——张自忠受宋的委托，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一时被举国误视为投日，法国记者在信中的判断可能也来自于此。

记者莫里科·弗雷斯科拍到了华北战场的两幅珍贵场景：一张图片俯拍自盘旋山道，中国军队正用卡车运兵往北平附近投入作战；另一张图片，文字说明是：“赵将军检阅一队刚在华北与日军作过战的部队。”那位“赵将军”（General Chao）骑在马上，正向士兵侧身还礼，因此看不到面目，但很有可能就是29路军132师师长、南苑指挥官赵登禹。照片所记录的场景具体日期不详，应是两场激战之间的短暂平静。

北平和天津沦陷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变得更加及时和密集，尤其英、法媒体，两国在天津、上海的租界经营时间最长，可谓利益攸关，几乎每周都在第一时间为国内读者发回报道。中、日虽然并未正式宣战，但两国正规部队激烈交火，已经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进入9月后，法国观察人士对中日冲突的走向开始发表不同看法。1937年9月4日，《画报》刊发了法国著名记者吕道维克·诺多（Ludovic Naudeau）的时局分析长文——《中日战争的不确定性》。诺多是法国的日本和俄罗斯问题专家，1904至1905年曾报道过日俄战争，之后亲历俄国“十月革命”并访问过列宁，著有《现代日本》等书。他为包括《画报》在内的多家法国媒体撰稿，其看法有时候能影响到法国政界。诺多在文章开篇就指出：无论谁来评判中日冲突，若以过往那些历史观点为根据，便会得出日本获胜的结论。中国缺乏统一，几省势力唯利是图，国家军力薄弱，乍看确实无法和日本军队做长期对抗，“但是”，他笔锋一转，“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接下来，诺多转述了几个英国人在中国漫行数月后带回去的故事：他们行至靠近印度支那（当时指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偏远省份广西时，在某个不通铁路的小城里，遇见了两个当地军阀。半年前，这两人都参与了反对南京政府的“两广事变”，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而现在他们跟英国人谈话时却表示，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没有资格讨价还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抗日本人。“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这是“七七事变”发生近两个月后，战火中的中国给予西方的印象。

日本侵占华北对欧美利益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国家该以什么立场来应对？这是西方媒体在“七七事变”后的另一主要视点。《画报》特派记者勒·帕鲁德在他寄回巴黎的那封信中分析：“京津两地的临时政府将很快被一个统一的华北政府所替代……日本人宣称华北政府将实行自治并彻底独立于南京政府。也就是说，华北将脱离南京政府管辖而成为完全听命于日本的自治国家。现在问题来了：‘华北’的南部边界将划在何处？按照日本方面的某些提法，华北不仅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也包括山东和山西！西方（主要是欧洲）以及美国，还能继续在这里恪守他们的中立吗？”

“七七事变”后，法国媒体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建立空军、争取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等国内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开始颇为关注，对她个人及身后的宋氏家族充满兴趣。1937年9月25日，《画报》对宋氏三姐妹进行报道，标题：《宋氏姐妹和中国的战争》。另一本杂志《世界画报》（Monde Illustre）则在1937年10月23日选用了蒋介石夫妇与几位外国人士在南京总统府前的一张合影作为封面，图片说明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蒋夫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作为丈夫的‘左膀右臂’，她充当其翻译、顾问和宣传首脑。”

1937年12月18日，法国《画报》再次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一张合影作为封面。蒋介石身着长衫，站立在南京总统府前，面容平静。图下法国记者配发的一行文字却语意双关：“日军包围南京，蒋介石元帅和夫人乘机离开，飞往未知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