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陈云邓小平合作成就改革开放（6）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把小企业合并成合作社，大企业重组为国家企业。按照1954年的估计，这个过程要用数年时间。1954年，当15%～20%的零售商店变成国家企业时，陈云说，改造的速度太快了，在一些地区，农村集市已经失去了活力，应当停止合作化的步伐，甚至应当后退一些。他知道企业的成功运作需要技术熟练和经验丰富的人员，他鼓励企业家继续与政府合作。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11日举行)上说，不仅农业的改造应当加快，工商企业的改造也应加快。10月29日，毛泽东召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开座谈会，陈云坐在他旁边。毛泽东指定曾主张放慢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陈云负责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动员全国加速改造进程。1955年11月24日，陈云说希望1957年年底之前完成主要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62年基本实现国有化。然而毛泽东指示，社会主义改造应于1956年1月前基本完成。1956年1月，约25万名急于表示已放弃资产阶级立场的企业家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悦之情，其他城市跟着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手工业者实现集体化的比例1955年末为25%，到1956年4月增加到90%。

为了确保这一新体制的顺利运行，195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新宣布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应在6个月内不发生任何变化，同时也不必为变化设定最后期限。总之，当陈云负责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时，他总是尽量放慢实际变化的节奏，力求减少混乱。

“大跃进”与“反冒进”：1958～1962年

当毛泽东开始号召加快发展速度之时，陈云继续反对冒进，强调平衡发展。他说，在制定政策时，90%的时间要用于调查研究，获取可靠信息，10%的时间用于做决定。毛泽东提出在工业生产上15年赶上英国。此前陈云说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1957年1月，陈云被任命为直属政治局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后说，建设规模应与国力相适应，如果超出了国力范围，很难退回来，则势必出现经济混乱。1957年11月，当毛泽东批评反对冒进的官员时，陈云因健康原因获准休息。1958年，他休养后返回中央，但仍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而只工作部分时间。

1958年1月和2月，毛泽东对陈云“反冒进”提出了批评，陈云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在外界压力之下，他讲了违心的话。他说，动员群众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开垦新农田，改善耕地，植树造林，进行不需要预算拨款的投资。陈云一直主张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官员更多的灵活性，但是他认为这样做之前要进行认真的考虑、计划和准备。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权力下放。毛泽东打招呼说，不论是谁，只要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会被定为右倾分子。然而，陈云1958年10月却明明白白地说，要完成毛泽东规定的1959年生产2500万吨钢的指标需要多生产1亿吨煤;即使能生产那么多，运输也是个问题。

1958年8月，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会上宣布，当年已生产了380万吨钢，需要在最后几个月里再生产700万吨才能完成年度指标。会上毛泽东打电话给陈云要他负责完成年度指标，少1吨也不行。陈云知道，完成指标的最好办法是多多生产那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劣质钢的东西。陈云还评论说，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是5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投资。

到1958年11月，在农业收成和钢铁生产方面暴露出的灾难严重到使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后退几步，做些调整。12月，陈云与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讨论了质量问题。他重复了自己的一句名言：应当“小心谨慎”地前进。知道毛泽东对他有怀疑，为了避免误会，他给毛泽东送去一盘他的讲话录音带。

生产出的钢铁很多都不能用，纯属浪费资源，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1959年1月，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毛泽东准备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2000万吨，为此征求陈云的意见。陈云回答说，生产2000万吨也很难完成。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陈云，因为就在其他官员不敢讲真话时陈云敢于直言。毛泽东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建议不要公布钢铁生产指标，因为还有一些问题，但事后没有人向他报告此事。1959年4月毛泽东问仍在休病假的陈云当年能生产多少吨钢，陈云回答说，他将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提出建议。经过非常认真的研究和与冶金专家磋商，陈云在5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们可以生产1300万吨钢。在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结论。年底的结果是中国生产了1387万吨钢。

1959年6月当毛泽东再次推动“大跃进”时，陈云称心脏病发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准假休息三个月，他没有参加该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结果遭到毛泽东的攻击。陈云在外休养到1960年年中，但从1960年夏季他开始到农村调查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如果干部不敢直言存在的问题，那是很危险的。陈云参加了1961年1月召开的九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八字新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会议的基调低沉。新文件《农业六十条》使公社组织的权力分散，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夏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陈云到家乡青浦县调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的见闻。毛泽东邀请陈云一起讨论。陈云提出给农民留更多的自留地，小猪和母猪应当给各家饲养，农民不应种双季稻，应当种一季水稻和一季蚕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公开批评了党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问道“为什么只有陈云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表示了他对陈云的赞许。他请陈云讲话，但是陈云意识到，如果他公开发表讲话，势必与毛泽东的政策发生冲突，所以谢绝了发言，说是还没有完成调查研究。1962年2月21～23日在中南海西楼举行的规模小得多的会议上，陈云对经济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比“七千人大会”上的讨论详尽得多，同时对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意见。刘少奇在西楼听了陈云的讲话后，请他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2月26日，陈云对200名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发表演讲。他说，粮食不够吃，庄稼、牲畜、化肥和农具的状况都不如从前，基本建设投资超出了国力范围。接着他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类会议上很少有鼓掌现象，但是陈云讲话后热烈的掌声持续了1分多钟。同事们都感到松了口气，陈云讲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对陈云的建设性意见也很赞赏。

经过对农业继续进行调查后，他开始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农村工作负责人邓子恢讨论农业包产到户的可能性。1962年6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但是在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想法前，他首先与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进行了讨论。周恩来非常谨慎，说是如果毛泽东同意他就支持，其他人都表示支持这个想法。然后陈云去找毛泽东提出这个想法。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几天后他说陈云作为政治局常委找他是应当的，但是接着对陈云、邓子恢和田家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支持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听到毛泽东的反应后，陈云写信给毛泽东，因病要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北戴河会议和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力宣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接着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薄一波谈到陈云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作用时说，陈云的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对事实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态度，与“左”的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很不协调。当权者有时对其观点置之不理，停止其工作，但是古人说得好：“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当国家面临困难时，他们又请陈云出来。而他毫不在意，总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努力去解决面临的问题。

陈云似乎对毛泽东的情绪有准确的判断，知道何时和以何种方式直述意见，何时只能暂时告退。因为陈云管理经济工作负有盛名，而且他总是私下而不是公开地向毛泽东表述自己的意见，同时因为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所以他能够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比其他人更大胆地指出来，并提出能够得以实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