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陈云邓小平合作成就改革开放（7）

“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最初的向西方开放：1967～1973年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遭到红卫兵、康生和“四人帮”的批判。然而1966年秋天，他被允许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年10月，他写了一封检讨，说是夸大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当他听说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时，他立刻销毁了机密文件，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搬到郊区的一个秘密去处。1969年4月召开的中央九大上，他受到批判，又作了检讨。10月，他被送到江西，但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他的妻子于若木在科学院工作，因为写大字报称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和寄生虫，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在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因1957年“反冒进”、夸大“大跃进”中的问题和提出包产到户而作了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批判没有参与正常工作。但是为什么陈云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干部那样受到严厉的惩罚呢?为什么还让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呢?或许当毛泽东想以社会主义改造为起点向前推进时，感到有必要批判任何一个“反冒进”的人，但他还要留着陈云，以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严重经济问题。事实上，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和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明显地从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国家时，就已经请陈云研究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参加了对1945～1949年在东北与之密切共事的林彪的批判。1973年年中，当陈云接受委托负责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可能造成的影响时，他要求向他提供有关问题的重要信息，例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主要部门生产的消长变化以及它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对问题进行研究并与专家磋商后，他写出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建议。

改革开放：1978～1979年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云虽然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但并不负责日常具体工作。1977年3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是否应当允许邓小平回来工作的问题时，陈云表示支持让他回来。他还积极推动对受到错误批判和得不到必要医疗的老干部予以平反。

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下一年的经济计划。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从而改变了这次会议的重心和性质。陈云说，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他特别提到了彭德怀、薄一波等61个“叛徒”、被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人、像陶铸和王鹤寿一样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而被定为“叛徒”的那些人，以及邓小平和参加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群众等案件。他还说，对于那些摧残党员的没有根据的批判，康生负有重大责任，应当受到谴责。12月15日工作会议结束之前，陈云又在东北组作了一次发言，这次是谈经济问题。他说，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30年，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如果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就会带领农民到城市讨饭。工业品的进口应当有先后顺序，各省应有少量资源供自己支配，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缩小计划与现有资源之间的差距。

工作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方向。会上，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他委员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三中全会取消了对干部进行调查批判的专案组。关于干部的一般性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处理，涉及干部是否忠诚的复杂问题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主任由陈云担任。全会结束时，陈云称赞此次工作会议在时隔多年之后允许这样畅所欲言的讨论，指出这是一个健康的党组织所需要的。他说，和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对取得内战胜利至关重要的全党团结一样，在这次全会上达成的团结将有助于新战斗的胜利，实现国家稳定和四个现代化。

1979年初，陈云说在华国锋主持下编制的十年计划制定得太匆忙，没有认真准备，指标订得太高。他主张有一个三年调整期，邓小平和政治局其他成员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压缩计划、减少预算赤字、确定进口优先顺序、确保在大幅度扩大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之前使农业生产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等工作方面，陈云发挥了关键作用。

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在调整阶段，他们支持相同的基本政策：扩大市场，增加外贸，推行农村改革。虽然陈云此前在20多年里职位一直比邓小平高，但是他支持推举邓小平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有胆略和魄力，健康状况比陈云好，既有党的领导经验又有军队领导经验，掌权治国举重若轻。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就互相认识，邓小平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两人配合默契。邓小平1953年担任过短时间的财政部长，长期任党的总书记，对经济问题有粗线条的了解，而陈云则负责更具体的经济问题。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和陈云仍像以往一样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安定，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内增强市场的作用，下放权力给地方，反对官员贪污腐败。不过在1982年调整阶段取得巨大成功、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后，邓小平希望经济增长得更快，更愿意扩大沿海地区的自由，更愿意增大市场的作用。而陈云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严重短缺时期和过高目标造成的悲剧，他感到从长远看，最好是扎实而稳定的增长，不要急于追求快速增长和快速市场开放。陈云没有公开反对过建立经济特区，但他从未去过特区。他承认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但从笔者读到的材料看，他从未会见过外国资本家。20世纪40年代末期陈云曾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因官员腐败而失去人民支持的下场，所以他对反腐倡廉特别坚决。曾与陈云密切共事的人，如邓力群和胡乔木，坚决支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6月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致认为必须为恢复秩序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能力，从不公开互相指责，为改革开放同心协力地工作，直至逝世。

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对领导人作出历史结论比事件发生当时对他们作出结论容易一些。现在看来比较清楚，1988年邓小平放开物价时，自1952年起一直习惯于物价稳定、担心通货膨胀的中国人尚缺乏心理准备。对于中国到底能适应何种速度的政治改革这个问题，现在要作出判断尚为时过早，不过在1986年时中国可能还不具备邓小平当时准备推行的政治改革的条件。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武汉、广州和深圳时，又主张大胆推行改革。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但现在来看，中国总的来说是从快速发展中受益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陈云都持谨慎态度。然而，改革开放政策显然获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人主张快速推进，另一人则小心谨慎地考虑到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