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及其对共产党军队的支援:1948~1949年
1948年6月,共产党基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东北局开始在陈云的指导下实施东北地区全面的经济计划。除了建立经济秩序外,东北局还直接担负着为南下部队提供补给的责任。为了确保当地百姓和部队的粮食供应,每个省政府的主席都亲自抓本省的粮食生产和分配。此外,还减少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为了支付从苏联和朝鲜进口的军需和机器,陈云和他的计划制定者们重点抓了煤、木材和食盐的出口。他们请苏联帮助恢复鞍山钢铁厂和其他工厂的生产,并要求苏联归还大部分已被运走的日本人的机器设备。为了保证工厂运转,陈云等人对原工厂管理、技术和行政人员的做法是:只要他们忠于职守,不反对革命,一律继续留用,让他们放手工作。虽然农民贫富悬殊,但决策者决定,在战时条件下不打算立刻改变土地政策。由于1948年东北的经济在战时条件下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因此为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大军成功地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基本生活必需品。陈云还努力做工作,使人们不要对共产党接管后生活会突然大幅度改善抱有过高期望。
1949年初陈云利用在东北的最后几周参观工厂,熟悉工业问题,然后前往北京接受新的任命。他从东北到达北京正好赶上参加1949年5月11日到6月2日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于是陈云开始负责1949~1952年期间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等工作。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他成为党内第五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
陈云继续阅读各种书籍和报告,但是他本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其经济问题的处理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他肩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大,从江西苏区到西北边区,然后到东北,陈云学会了如何整顿混乱的市场、如何克服物资短缺、如何适应一个给定区域之外的市场。待他来到北京时,他对处理经济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基本方略:当物资供应短缺时,必须用市场机制结合行政控制来抑制通货膨胀;当物价飞涨时,应视可能将其他物资投放市场以缓解物价压力;在有些情况下,当基本物资供应不足时,政府必须对某种商品的购销进行控制;在与外部经济交往时,必须扩大出口,在掌握一定数量的外币后,确定进口的优先顺序;在工业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技术专家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应建立工人的生产责任制。
恢复国民经济秩序:1949~1952年
1949年,陈云面临许多棘手问题:军队仍需要给养,国民党在共产党接管的城市里进行破坏活动,交通运输设施因遭到内战破坏而变得严重不足。工厂缺乏原料,有时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新税收制度尚待建立,政府开支远大于收入,约900万官兵以及政府雇员等着领薪饷。或许最为糟糕的是,公众对通货膨胀惶惶不安,因为随着国民党滥印钞票用以支付战争费用和货物短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正失去控制。
陈云深感自己对国民经济肩负责任之重大,当时全国几亿人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工作中的失误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严重影响。他想首先获得准确的数据,进行细致的计算;他想从国家角度观察有关问题,例如资源的利用、工厂的位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他想对现有的外汇进行控制,确保重点项目;他想制定标准化的国家税收制度,使国民收入具有可预测性。他持务实态度,但他的分析是全面而透彻的。他爱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当时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1)利用市场力量控制物价。在短期内对一些物品进行配给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在货物供应不足时,应当把库存物资拿出来投放到市场上,直到物价下跌。(2)确立对货币的信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必要对投机者和坚持使用外汇和金条的人加强行政控制。(3)开发足够的收入来源以平衡预算,使人民对经济充满信心。(4)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和改善运输设施,增加物流。(5)发行公债,为各种开支筹措资金,吸收多余资本,而不是多印钞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随着中共接管全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发生在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共产党的部队是1949年5月进入上海的。7月中旬,陈云被派往上海去调查和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当时通货膨胀已使人们对国民党货币失去信心,但是当地商业界人士并不接受共产党的人民币,而是坚持使用银元或外币。为了树立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陈云向银元的流通宣战。在他到达上海之前,投机商已把银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宣布,买火车票、纳税或市场交易,只收人民币。广播电台和报纸不停地发布禁止使用银元的命令。但这一切措施被置若罔闻,银元照常流通。于是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投机交易中心——上海证券大楼。不出一个月,银元的使用就基本停止了。为了解决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陈云搜集了23个基本行业的情况,掌握了经济的基本信息,然后不仅向市场上投放某些物品,而且禁止政府单位囤积某些物资。
上海工人希望领到工资,但是有些纺织厂因为缺乏原料不能开工,陈云便安排产棉区把棉花运往上海。在新公路和铁路开始修建前,他清点了可能利用的船只,其中许多被用来装运粮食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其他物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由于需要物资供应部队,对物价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特别是在东北。陈云在支持“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的同时,努力使经济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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