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中国1949～1952年期间面临着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用任何标准衡量，陈云及其同事制定的控制通货膨胀、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控制国家预算等政策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取消行政区和高岗问题：1953年
内战时期，当包括数省的一个地区全部被共产党控制时，就建立一个大行政区以实现整个地区的全面协调。全国陆续共建立了六个大行政区。但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逐渐削弱了大行政区的权力。从1952年开始，中央取消大行政区的建制，大行政区的许多领导人被调往北京。由于国家承担的责任迅速增加，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规模随之扩大，这些责任被分配到更多的下属部门。部门之间的分工不是很明确，部门和个人之间的争斗有时很激烈。一些地方官员对北京从他们地区调拨物资和财政收入意见很大。
1953年初高岗开始在北京工作，主管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稿是在陈云的领导下拟就的，新税制部分出自薄一波之手，是薄一波在陈云手下工作时写成的。毛泽东对这部分非常不满意，并对新税制未充分征求他的意见就在1952年底颁布感到不满。1953年2月8日深夜陈云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会后陈云病倒了，一直休养到夏季。
从1953年6月14日到8月13日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税收和国家预算问题成为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分歧最严重的辩论焦点。薄一波起草的新税制从两方面受到批评：一是对资本家太仁慈，二是未给地方政府留有足够的管理财政的灵活性。到8月初，因为意见仍然分歧很大，毛泽东建议周恩来邀请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帮助解决这次会议遇到的难题。于是陈云对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他承认，各地区应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他也强调需要通过国家预算为军队、工业和建设提供资金，给农业地区提供足够的帮助，从而使农民从剪刀差中解放出来。他说，即使薄一波的错误再严重，也不至于严重到像高岗所说的那样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的分析改变了会议的调子，使激烈辩论的问题得到解决。会后对税收政策进行了修改，加大了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成分，地方政府得到了储备金和处理自己预算的较大的灵活性，但对国家预算的责任并没有大幅度减小。
是年秋季，从华东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的饶漱石伙同高岗夺权、企图扳倒刘少奇和其他人的阴谋真相大白。高岗还找过邓小平和调到北京来的其他原大行政区领导人，希望他们配合。高岗因曾与陈云在东北共事，就与陈云联系，建议设法使他们两人都当上党的副主席，但遭到陈云的拒绝。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只有高岗一人坚持轮流主持。高岗、饶漱石此前还找了军队负责人彭德怀和林彪，并到各大行政区寻求其他行政区领导人加盟。情况已经很清楚：高岗有很大的个人野心，这种野心有使党分裂的危险。虽然高岗以前的某些行动得到过毛泽东的认可，但他的野心不仅使其他人而且也使毛泽东开始感到不安。12月17日，陈云和邓小平找毛泽东讨论这一问题。毛泽东对他们的担忧表示赞同，派陈云秘密赴杭州(林彪当时在杭州)、上海、广州和武汉，就高岗阴谋夺权问题给那里的主要负责人打招呼。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陈云在讲话中强调了积极的方面和团结的重要性，而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高岗。高岗后来被开除出党，自杀身亡。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稿是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写成的，1953年陈云休病假时李富春在高岗手下工作。但是计划的第五稿即定稿以及前三稿都是在陈云领导下完成的。参与制定计划的官员都意识到国家贫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水平低、粮食缺乏以及技术水平低下，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共产党掌权后所激发出的美好理想的实现。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在当时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如何为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保障粮食供给。1952年底陈云回到老家青浦县后看到农民很难完成粮食指标，认识到不能把公粮标准定得太高。另一方面，他和其他领导人又想调拨资金开始基本建设，结束中国的贫困。1953年10月2日，陈云对粮食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人口日益增加的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产区因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对其他农作物生产的影响，例如棉花产量减少又会影响纺织业。他承认，由于粮食供应不足，造成市场不稳。他指出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工商业者的关系、各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论述之后，他承认“粮食统购统销”会导致一些问题，但为了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确保市场的稳定，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陈云的“统购统销”建议被大家所接受，同时也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秋季公粮征收推迟一个月，以实施征购制度。
苏联的援助对制定五年计划十分重要，因为苏联拥有中国极为缺乏的资金和技术。1952年陈云陪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讨论苏联援助问题。斯大林一方面对他们说很快就给予援助，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把援助具体化。这种情况和其他变故使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推迟到1955年才公开宣布。
陈云认识到地方官员和中央各部委对于他们为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对中央政府没有给予他们要求的一切帮助是会有意见的，只有让他们了解国民经济的整体需要他们才会消除各种牢骚，因此在计划的每一个稿中陈云都加入一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概述。通过周密地指出各方面的困难，他赢得了地方官员和中央各部委的理解，从而使他们接受了这个计划。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的经济纳入一个全面计划，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并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最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从而开始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社会主义改造：1955～1956年
经济要取得较快的发展，可以通过给予私人企业较多的自由和实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是集体耕作，到20世纪80年代，这已经成为一个清楚而明白的道理。但在50年代这条途径还没有经过验证，而苏联在经济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苏联原先是一个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工农业方面都取得了发展。因此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想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认为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先进，国家所有制又比集体所有制先进。毛泽东相信应当继续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些目标。
陈云在公开场合支持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1955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改造应当稳步进行，不应“冒进”。1955年7月，他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征收，有利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合理使用土地，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和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网络。但是他认为，应当在变化前进行精心的准备。作为一位曾经具体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他看到如果忽略了关键问题，就会欲速而不达。毛泽东亲自抓农业集体化，批评了那些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的同志。他矛头所指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就是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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