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10）

反冒进在八届二中全会的集中表现

冒进的情绪很容易鼓动起来，而反冒进的精神要贯彻下去却颇有难度。尽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写进了八大决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急躁冒进的情绪在党内已经完全得到克服，问题主要反映在编制1957年年度计划时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继续反冒进，重点是压缩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1957年的计划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汇总起来，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还多103亿元。薄一波认为，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但怎么压缩，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压到150亿；一种意见认为应压到100亿元。薄一波提出了折中方案——125亿元。由于意见分歧较大，又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101)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周恩来对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为了寻找根据，周要范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周恩来认为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一点，下决心要把基建投资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额的程度。(102)

10月20日至11月9日，周恩来连续召开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针对还有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在11月9日的总结中，周恩来更是援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来强调反冒进的重要性。他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还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总之，今年是冒了，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退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103) 会议期间，批准了国家经委《关于1957年农业生产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说，由于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种种原因，全国粮食生产只能完成98％。根据1956年预计，对1957年农业生产初步安排是：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4000亿斤左右，增加7.2％；大豆计划总产量达到200亿斤，增长17.6％。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3620万担，增加400多万担。经过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由各省市各部门汇总的243亿元压缩为111亿元，比1956年的实际完成数还减少了20％。(104)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把这次全会看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105)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报告强调，要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至于发展速度，“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周恩来特别指出，“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还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只是一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周恩来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出来。他说：“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在分组讨论中，除对某些具体指标安排有意见外，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06)

然而，毛泽东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在11月15日的讲话中，针对周恩来等人反复讲的保持计划平衡，毛泽东继续坚持他对计划经济的一贯看法：“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警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针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就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107) 显然，毛泽东对于会议不再提反右倾保守是十分在意的。他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七条措施，后来毛解释说，这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108)

不过，毛泽东最终还是同意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也没有反对把计划指标减下来。究其原因，一则，经济建设一片混乱的局面是客观事实；二则，反急躁冒进已经成为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三则，更重要的是，压缩经济建设指标的方针与莫斯科的意见完全吻合。毛泽东只能接受现实。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波匈事件的发生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这时毛泽东已经把主要精力用来考虑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甚至存亡的更严重的问题——执政党的威信和地位问题。直到整风和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重新考虑经济建设问题。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当毛泽东再次感到经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发挥比苏联更大作用的瓶颈时，他当即公开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并由此吹响了“大跃进”的第一声号角。(109) 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并且理所当然地把周恩来及其稳妥发展的主张当作了斗争的靶子。

1956年中共高层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以及争论的结局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简单归纳一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中共执掌政权初期，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尽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个人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也从来没人对此有所觊觎，但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人，毕竟是与他共同历经磨难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感觉和情谊还在，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围里，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有分歧，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内，他们中的多数出于责任感，还是愿意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社会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毛泽东的一言堂，无论在党外还是党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