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

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

——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一场争论

1956年，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的激进发展方针，一种是主张积极而稳妥的平衡发展方针。前者号召批右倾保守，首倡人是毛泽东，后者提出反急躁冒进，主导人是周恩来。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关于这次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中国学者早有专门研究，后来又有几部传记和经济史著作，增加了一些新史料及原因分析，但总体看来不够系统、完整。① 本文依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重新梳理了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增加了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国际背景的考察，即苏联政府和专家对中国制定二五计划和确定建设方针的影响，以及对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的主张能在党内争论中取得上风所起的客观作用，以便对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形成的复杂过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

1956年新年伊始，社会主义高潮便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起来。1月15日，北京市长彭真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随后几天，天津、上海等118个大中城市，纷纷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②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有化，是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原来的设想并非一蹴而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期，中共领导人的头脑还是冷静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认，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③ 10月27日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④

然而，农业合作化意外地取得成功改变了人们对工商业改造的最初设想。如何将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平稳地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心中无数。当年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从1929年开始到1936年全面完成，用了7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国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镇压，甚至动用了飞机、大炮，结果近200万户富农被剥夺或驱逐到边远地区，死者近千万。⑤ 南斯拉夫在40年代末强行推动集体化，也导致农民的全面反抗，后来不得不解散合作社。⑥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逄先知写道：“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⑦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自信，他开始把眼光转向工商业改造。

1955年11月16—24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改造进程大大提前。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⑧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改造步伐，并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⑨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传达、讨论和学习《决议（草案）》，并在1956年1月中以前提出规划和进一步措施。⑨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到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达到90％，手工业合作化也要求达到70－80％。(11) 于是，各地区和单位领导人相互攀比，争先恐后。很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便卷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12) 原来设想15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最后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再次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后来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13)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他看来，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与毛泽东的心情有所不同，当全国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感觉却并不轻松。

对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周恩来隐约地表露出有些忧虑。1956年2月6日，他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14) 在2月8日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提醒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于毛泽东1月25日所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周恩来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他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不论从地区或部门看，都还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周强调：“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15) 显然，从这时起周恩来就对这种超速发展方针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