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9）

8月17日，李富春同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会谈。帕乌金转达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帕乌金表示，对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基本道路没有意见，但是感到这个计划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二五”时期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2％提高到26％，同时还要使居民收入增加1／3表示怀疑；认为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是困难的，特别在农业的收获量方面；物资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额，有些重要物资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两倍，这样的增长比例太大了。帕乌金建议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并且首先从降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着手，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巴伊巴科夫主要谈了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答复，既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也解释了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难。李富春表示，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中国党已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中国党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教训提醒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示作用。李富春表态说，除个别问题外，99％都同意苏联的意见。(92) 李富春这样说自然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他带去的只是第一方案，而此时周恩来在国内已经拿出了新方案。

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了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提出，中国提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了”，“中国人的出发点是过快的、不现实的工业化速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结论也过高了”。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援助，许多人感到苏联的负担过重。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对于中国二五计划所承担的义务过多，应该进行修改，并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赫鲁晓夫也说：“我们答应这些要求之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形，应该仔细计算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我们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托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在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设备方面，多数项目要从1961年开始供应，有的可以从1960年开始供应。(93) 看来，毛泽东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

中共中央已定于8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意见和莫斯科商谈的结果。8月10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要求张玺提前回国。18日再电，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8月22日，从莫斯科返回的张玺向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政府谈判的情况。(94) 9月3日李富春回国，并带回了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的复信。(95) 李富春后来报告说：这次谈判，我们提出的项目，苏共中央作了认真审查，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满足我们半数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他们援助的项目很多，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不够，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满足不了国内需要。李富春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确实冒了。(96)

莫斯科的意见是有分量的。苏联毕竟是老师，有长期的计划工作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学苏联的，前一个五年计划也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编制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确知不可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期望得到的援助规模，二五计划就只能作相应的压缩。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97) 另一方面，苏联的答复，还使中国不能不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李富春在后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特别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加强我国的新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后设备，先搞起来，逐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要重点突破。”(98)

9月9日，周恩来经同张玺、薛暮桥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修正稿）》。国务院最后敲定并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800万担。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设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大为缩减。其中粮食指标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减少2200万担。薄一波后来指出，这个方案比较扎实。(99)

经过如此的反复和周折，国务院提交的二五计划方案，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9月13日9时半，毛泽东对周恩来送交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11时又批示：“你的报告全文很好。”还特意在报告上加了一句：“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100) 至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最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