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7）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李富春按照“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再次修订二五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准备调整和补充原计划方案，即将财政拨款改为2900亿元，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削减次要、个别调整，以此作为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的编制。他指出，计委在综合平衡中，深深感到第一方案仍有偏高偏大之处，准备拟制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的财政拨款准备定在2500至2600亿元左右，对基本建设规模和进度都准备作必要的压缩和推迟。但不久，国家计委函报周恩来称，二五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标虽经削减，仍然偏高。(75)

虽然政治局和人大会议已经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在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状态下，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新方针的计划草案，整个计划编制工作陷入困境。离八大召开只剩一个多月，但向八大提交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和报告的起草工作还是无法展开。国家计委心急如焚，周恩来也很着急。(76) 周恩来、陈云等人意识到，要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五计划方案，不能在已有的冒进方案上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这首先要打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从7月3日起，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第二方案。对于二五计划最后方案的确定，这是一次关键性、决策性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国家计委首先对二五计划制定的背景和困难作了说明：“自1955年8月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间经过反对右倾保守的运动，因而虽然自今年年初起中央已经提出防止冒进、反对冒进，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盘子已经很大，很不易削减。”计委“请求中央对生产水平、财政框子、比例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给予原则指示，以便使得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们思想认识一致起来，编制出一个各方面平衡衔接的方案。”(77) 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削减建设规模遇到了各部委的阻力，显然是希望国务院领导人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确实起到了说服作用。

周恩来首先严肃指出：制定新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接着说到：“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有虚假的”，“是危险的”，就是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周恩来提出了他首先强调修改农业指标的理由：“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这种缺乏根据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以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无法保证，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周恩来主张压到2350亿元，每年递增12％。为了实现财政平衡，周恩来要求大家注意三个问题，即生产收入和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度；预算收支不平衡就只有减少国防和基建指标。

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分别指出：设想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不能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这样，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减少主要工农业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78) 6月27日，已到莫斯科的李富春也致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降低第一方案的指标，放慢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减少国防建设开支。(79)

7月4日、5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二五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会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留下谈话，直到凌晨一点。(80) 所谈内容不详，但看起来，毛泽东当时似乎没有再坚持己见。

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经过充分的思想交流，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二五计划。他指示国家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81) 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王光伟回忆说，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特别是专家的意见，反复平衡后才确定。周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计算到深夜，“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82) 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委托国家经委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其中强调：“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83)

7月下旬，国家计委编制出一个新方案。8月3－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方案，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同时，讨论修改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8月16日，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商谈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8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建议。(84) 对于周恩来而言，说服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负责人接受新方案，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要扭转毛泽东的思想，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二五计划的新方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政府和专家的意见。